胡絜青与老舍《鼓书艺人》的翻译
1979年初，我在老舍先生家看见一本老舍先生在美国写的《鼓书艺人》，是英文的，郭镜秋女士所译，讲的是唱大鼓的艺人方宝庆从沦陷的北平逃难到重庆，在作家孟良的启发帮助下，一家两代人逐渐觉悟，参加到宣传抗日的行列中去。我太激动了，那孟良从外形到内心，活脱脱不就是老舍伯伯吗？老舍是自己写自己！这材料太宝贵了！书中的人、地、事有许多是我熟悉的。我的父亲马宗融是老舍的好友，我儿时在山城重庆亲眼目睹从事文艺工作的父辈们投身抗战文艺，老舍伯还带着我去过大鼓艺人山药蛋的家，吃过他家的炸酱面。我与那个时代，那一段生活有过一段缘分，每想起心里就热乎乎的，觉得那个时候的生活真值得大书特书。
再说这个《鼓书艺人》，为什么竟看不到中文本呢？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能说清楚。据舒伯母说，不但没有中文本，连手写的原稿也没有。老舍回国后，从来没有提起过这本书。奇怪。我很想翻译它，却没好意思开口。
我是非常敬爱老舍伯伯的，很爱看他写的书。当年在重庆，父辈们工作完毕，常在一起吃饭，老舍伯伯总要我坐在他的身旁，分吃他下酒的花生。因为我胖，伯伯打趣我，叫我“横姑娘”，还要编一个以我为主角的幽默童话。我曾将这段故事写过一篇小文，登在1979年的《十月》杂志上。
大概是老舍伯的在天之灵听见了我的心声，1973年的4月3日，忽然收到舒伯母的一封信，说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求萧乾试译《鼓书艺人》，萧乾婉辞拒绝了，一时我找不到合适的人。想你一定乐意翻译。不知你意下如何？请回音。
我大喜过望，立即动手译出前4章，拿给舒伯母看。她总体上觉得不错，只指出我几处不合北京习语和曲艺行话的地方。她马上拿去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看，得到韦君宜先生首肯，于是我翻译得更起劲了。舒伯母确实有深厚的文学功底和丰富的艺术经验，对曲艺界的人和事也相当熟悉。有关“开锣”的那一场戏，由于牵涉到许多曲艺方面的行话，我简直举笔艰难，全凭她指点。她家来往的人，三教九流都有，凡来了曲艺界的人，她就询问大鼓书演唱方面的细节，从演唱词到门帘台帐，不厌其烦。《鼓书艺人》上有段《大西厢》，要从英文译过来，我找不到合适的词，难死了。老太太就趁艺人白风鸣来访之际，请他唱了一遍又一遍《大西厢》，逐字记下来给我。由于她的启发，我走访了当年与老舍相熟的曲艺艺人，我甚至找到了《鼓书艺人》中小刘的原型———一个苍白瘦削、六十开外却仍显得眉清目秀的人，这得到了舒伯母的赞许。
舒伯母字斟句酌地替我修改，又把翻译稿拿去请教吴祖光、吴晓铃、孙钧政等专家、学者。我在翻译中用了少许北京土语，舒伯母认为不必，她说：“尽量写通俗口语为好。老舍解放后写东西就比较少北京土语了。虽然描写大鼓艺人用大白话，也不要太老年间的土语。现在出书还是给八十年代的人看，所以我的意思是用普普通通的北京话就可以了，更不要把现在时髦新名词加在里边。这是我的感觉。”
经过舒伯母的努力，人民文学出版社当年就出了单行本，上海的《收获》杂志也全文予以刊载，得到一些好评。之后，我又在偶然的情况下发现美国的艾达·普鲁伊特翻译的《四世同堂》版本，虽经删节，且已更改书名为《黄色风暴》，却比已出版的中文本要多出13章（或称段）。原来中文本是个不完全的版本，没有尾巴。
舒伯母说翻译结尾13章的事也非我莫属。时为1980年，我患腰疾，卧病在床，趴在床上做翻译。舒伯母知道了，写信来慰问我，说：“你太辛苦了，祝你灯节吉祥。”她开人代会回来，还不忘送我两张《骆驼祥子》的票。因为有舒伯母的关心，帮助，鼓励，爱护，又四处找人出版，所以我一直情绪高昂，尽心尽力，完成了任务。结果《四世同堂》又有了多种完整的版本，天津百花出版社还为结尾的13章出了一个独立的小册子。如今这《鼓书艺人》和《四世同堂》的结尾13章，都已收入《老舍全集》，算是有了完美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