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老舍先生
那一年，我在鞍山。有一次斗争会上造反派给我出了新花样。一是除去我胸前挂着写着我的名字、打了×的大牌子外，还叫我手举一个灵牌，灵牌上写着一个才被害死的共产党员的名字；二是突然在这会上追问我和老舍先生有什么勾结。为什么他会送我一幅国画。仿佛那是幅秘密联络图；他们喊灵牌上写的那个人的名字时叫我弯腰低头替他接受斗争;叫喊“打倒反革命分子老舍”时也叫我低头弯腰替他接受批判；我心里一激灵，心想：“为什么要把老舍拉来和死者一块批判？难道他也不在了？”老舍先生去世的消息，我就是这样猜到的！
在这以前，我曾听说过造反派们对他的侮辱。以他的性格，这样的结局并不使我感到意外。他死得很壮烈，使我也不感到太悲伤。只是心里空落落的，有一种无可名状的冷寂。甚至对自己的遭遇也看淡了。心想：“老舍先生的下场都这样了，我之遭受非人待遇还有什么可想不通？”倒是这些年，看到许多绝处逢生的作家又为四化而拼搏，想起他来，由衷的有些悲痛了。我们失去了多好的一个作家，多好的一个老人哪。
认识老舍先生那年，我刚19岁。是在北京市的“大众文艺创研会”里。这个创研会是个团结、改造章回小说作家和旧文人的一个群众性组织，由赵树理、康濯、马烽、苗培时等解放区来的作家担任领导工作。有陈慎言、陶君起（是否有还珠楼主李红，已记不清）等老北京城内的章回、武侠小说作家和记者参加活动。老舍先生刚从美国回来，也参加了创研会，并成了解放区来的作家和这些职业文人之间的桥梁。他和这两边都有交情，都能过话。他穿着讲究的西装，说着道地的京白，三天两头在东单三条一间光线极暗的屋子里谈笑风生。为了引用一句唱词他可以一口气背下半段《剑阁闻铃》或是《黛玉焚稿》。碰上对一件事有意见，又不便直谈，他能即兴说一段单口相声式的笑话，让大家哈哈大笑之后，悟出这里另有深意。记得有位正在发红的同志写了个剧本，虽然有不少人奉承叫好，明眼人一看就看出这作品是不行的。可这位同志自视过高，又被捧得昏昏然，听不得一点批评意见。于是讨论这剧本时，大家都缄口不言。老舍说：“有闷着这功夫，我给大伙说个笑话吧。”他说有一个唱花脸的演员，专爱唱黑旋风李逵，戏瘾极大，可玩意儿极糟，哪个剧团都不敢约他。他犯了瘾就自个在家里唱，唱了几天，周围的邻居找到派出所，说他再这么唱我们大伙都得搬家。我们情愿捐献一张月票，让他天天上郊区唱去。派出所就以维持治安名义给这人下了个通令，只许他上郊区唱，不许在家里唱。他倒听话，就带着行头，夹着板斧上西山唱去了。这地方虽然没人管他了，可也没人听他的了，唱了几天没有一个听众，实在感到寂寞。
这天正唱在兴头上，远处来了个过路的。他就唱得格外卖力气。那人一看他耍着一对板斧，又唱又叫，以为是个疯子，赶紧绕开想另找条路走。好几天才碰上这么个观众，竟然要跑，这演员急了，追上去抓住过路人的衣领问：“你是想死还是想活？”那人说：“好好的，我干嘛想死呢？”演员说：“要想死你就跑，我一板斧杀了你，要想活你坐下，老老实实听我唱两段黑旋风，唱完放你走！”过路的说：“嗨，就这事呀？行，我还就爱听戏，您唱吧，我决不走了！”过路的坐在路边，演员就开唱。唱了一段，舞了一回，正要开始唱第二段，那过路的站起来说：“先生，我看您还是杀了我吧！……”
大家听了捧腹大笑，老舍绷着脸坐在一边，等大家笑完，他说：“×同志这剧本还是写得好。那么多人买票来看，没一个是被人拿板斧迫着来的……”
那位同志却有所领悟，连说：“大家实打实说点不足之处吧……”
老舍对那些来自底层，自强自重的文艺工作者又是极热情的。那一年正修陶然亭，要把它开辟成公园，老舍极高兴。他弄个车把几位作家、画家、曲艺演员拉去参观，参观完有两位曲艺演员说：“我们真想写个段子宣传一下这件事，可惜没文化，编不好（记得一个是曹宝禄，另一位可能是魏喜奎）。”老舍先生就说：“你们编个草稿就行，剩下是我的事。”过了两天，老舍把一份他自己用毛笔抄好的稿子送到了《说说唱唱》编辑部，上边署着曲艺演员的名字。我们一看，显然是经老舍先生的大手笔重写过的东西。他解释说：“意思是他们的，我帮帮忙。艺人们能有这份热心就不错，咱有责任帮他们写出来发表出去。”
北京解放初期，他还不太忙，总招呼我们：“你明天带包豆腐干上我家来，我那儿还有点酒。”大家也常去找他付教和闲聊。
后来他的工作担子越来越重，我就很少再打扰他。但每当我的稿子由编辑部送到他面前去审阅时，他总是详详细细把他的意见批在稿纸边上。有次我在一篇小说里异想天开地说“晨雾升到空中，变成白云”，又说“山谷中的停云夜间停在花瓣上，变成了露水”，他用毛笔批道：“小邓，云是云，雾是雾，霜是霜，露是露，别瞎搅和！”1953年我从单身宿舍搬出去，有了自己的房子。他听到消息，叫林斤澜给我送去一幅松小梦的画，说：“小邓是山东人，松年做过他们那儿的父母官，这画送他挂吧。”并亲自在画上题了几个字：“松年字小梦。为宦山东，以书画名。老舍。”1957年后，我离开了北京，这画随手带着，“文化大革命”，便成了我和他勾结的罪名。其实，我自“加冕”之后，一直躲着不与老舍先生见面的。只有一年我回来探亲，在青年宫剧场偶然碰上他，他抓住我的手看了半天，说道：“还年轻，还年轻，好好干吧！”便叹口气走开了，脸上颇有点凄然的神色。我现在很想还有那幅画挂在自己室内，作为对老舍先生的永远的纪念。可惜东北的造反派把它抄走，至今没还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