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上勉担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常任理事，曾多次访问我国。……早在一九六七年，他就发麦了《蟋蟀葫芦》，对在十年浩劫初期被迫害致死的我国杰出的作家老舍先生寄予深切的悼念之情。
——文洁若（选自《水上勉选集》前言）
三年前的冬天老舍先生曾光临舍下。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办事处打电话来说，正在访日的老舍先生想到我家来拜访，问我方便不方便。当时我承揽下来的工作太多，忙的厉害。我回答说，就是请老舍先生来了，也不可能从从容容地接待，但我仍然希望见到他。我还说，请原谅，我对中国的情况一无所知，老舍先生我也不大熟悉，他的地位究竟相当于日本的哪一位作家呢？那个人告诉我，老舍先生在中国已是文坛泰斗了，地位相当于日本的志贺直哉。我那攥着听筒的手颤抖起来。我想，一位贵客要来造访，不该这么随随便便答应下来，不免有些心慌意乱，一时说不出话来。我家很少有贵客临门，顿时紧张起来，妻子也慌了手脚，说拿什么招待客人才好呢？我对她说，客人知道我很忙，恐怕也就坐上半个来钟头。看来日程排得相当紧，呆不了多会儿，只备些茶点，殷勤款待就是了。于是，我们恭候先生光临。
三天后，老舍先生偕同一位高个子、长脸的中年作家，带着一位女翻译到舍下来了。
我乍一看到老舍先生，吃了一惊。因为他给我的印象是那么质朴，象是个农村出身的人。也许是旅途劳累的关系，他的脸色不大好。他在门口脱下淡褐色夹大衣，里面穿的西服不怎么讲究。略旧的深蓝色裤了不够笔挺，虽结着黑领带，衬衫的领口却随随便便，我总觉得先生的外貌有点儿象我那位在若狭去世的叔叔。我松了口气，紧张情绪顿时消失，就把先生迎入客厅。
老舍先生在沙发上坐下来，胳膊肘放在扶手上，弓着背，定睛看着我。大概那位女翻译已经向他介绍过我的情况，他眼睛里流露出和蔼可亲的神色，为突然造访而向我表示歉意。
说实在的，和老舍先生会面，我想向他请教一下蟋蟀葫芦的事。
附带提一下，大约一年以前，我应大分县教育委员会的邀请去讲演的时候，曾和木下修知事一道吃过饭。席间，这位知事把他访华时带回来的蟋蟀葫芦拿给我看。与其说是蟋蟀葫芦，毋宁说乍一看是个难以描绘的容器。在饭桌上，知事把那个容器摆在我和另一位客人面前，说道：“你们猜猜看这是干什么用的。”我拿在手里看了看，猜不出来。这个筒形的容器是用葫芦做成的，活象若狭的农民挂在腰上的烟具。打开盖子往里一看，窟窿相当深，仿佛是用凿子之类的工具掏成的，奇怪的是越往里面越深，几乎看不到底。
“这是装什么的呀？”我问道。
木下知事回答说，“装蟋蟀。是在北京的旧贷店弄到手的。……在中国，似乎是用来装蟋蟀，让它们相斗来解闷。”
我和另一位客人看着那个奇特的容器，我们这还是初次听说中国有养蟋蟀的习惯。我揣摩着过去中国贵族的生活——他们把蟋蟀从罐里放出来，让它们相斗来解闷，或是放在葫芦里听它们叫。于是不免有所感慨。木下知事由于买这个蟋蟀葫芦而跟旧货铺的人有了交情，他把那个人对他说的话转告给我们。我对那个装蟋蟀的葫芦感到好生奇怪。难道蟋蟀还打架不成？
先生默默地定睛看着我。我毕恭毕敬地问道：“老舍先生，我看到过一个据说是从中国的旧货铺买来的葫芦。似乎是养蟋蟀用的，让它们相斗来解闷。中国是不是从前就有这样的习俗呢？”
“有过的。”老舍先生通过翻译回答道，他的表情好象一瞬间略为严肃了。
“蟋蟀是养雌的，还是养雄的？”
“都养。”老舍先生微微一笑。
“那么，今天……民间还有这个习俗吗？”
“不，那是过去的事。您见到的罐子，恐怕也有年头了吧？”
“老舍先生，我生在日本的若狭这个地方，小时候养蜘蛛玩过。蜘蛛天生好斗，打得可欢啦，看着挺有趣儿……蟋蟀也象蜘蛛那样好斗吗？”
“好斗。中国的诸侯在近臣中设专人饲养蟋蟀，并且以斗蟋蟀取乐。”
“用什么方式斗呢？”
“铺上红毡子，从双方的罐里取出蟋蟀放在斗盆里……让它们张牙对咬……”
我恍然大悟。这很象在若狭斗斑蛛的玩法。我们不铺红毡子，惯常的做法是让蜘蛛在一根树枝子上爬，或是把两只蜘蛛放进新巢里，让它们斗。我听着老舍先生的讲述，于是中国的诸侯们闲极无聊，借这样的游戏消磨光阴的那副样子就映现在我眼前。我想，诸侯们大概跟我小时候一样孤独。
“这是一种孤独的游戏啊。”我说。“我小时候因为没有朋友，就跟蜘蛛玩，中国的诸侯谅必也是孤独的吧……”我一边说着，一边不由得越来越对坐在面前的老舍先生感到亲密。我的话逐渐多起来，谈得那么起劲，连我的妻子一反平时的习惯轻轻地叩一下门端来了茶点，我都不曾理会。
“蟋蟀葫芦是访问中国回来的某县的知事拿给我看的，接过来一看很稀奇，底儿深得看不清楚。我听说是养蟋蟀用的，就猜想这准是供中国贵族在房间里消遣用的雅物，让一对蟋蟀住在里面，听它们每天晚上鸣叫，借以解闷儿。……我猜得对吗？”
老舍先生稍稍低下头，略一沉吟，回答说，没听说过养一对蟋蟀解闷的事，只听说是斗蟋蟀玩。我大失所望。因为那个葫芦确实很古雅，托在手上就会使人觉得，这多么适宜让一对蟋蟀和和睦睦地住在里面。
“我真想弄到一只蟋蟀葫芦……如今还能弄到手吗？”
“您要是到中国来……我估计是弄得到的。”老舍先生说。“喏，水上先生，您不想到中国来吗？”
“离得太远啦……我巴不得去……可现在工作太紧张，没工夫。如果能弄到蟋蟀葫芦，我就想去。”
“您一定得来……我领您到旧货铺去。”老舍先生说罢，莞尔一笑。
我确实想要那只葫芦。当我看到木下知事让秘书小心翼翼地把葫芦收起来，带回去时，真是羡慕之至。我并不是为了斗蟋蟀才想要这个葫芦，而是想在里面养一对蟋蟀。蟋蟀两口子难道也会打架吗？
“我替您张罗蟋蟀葫芦……但是您到中国来的时候……另外还有没有想要看看的东西呢？”
“有的。要是有机会访问，我……想去看看六祖慧能烧过饭的寺庙。”我回答说。“那个寺庙还在吧？”
这当儿，老舍先生又略低下头，定晴看着我。那位翻译叮问了我两遍：“六、祖、慧、能吗？”我从始祖达摩起，把禅宗祖师的名字一一列举了一遍，告诉他六祖是第六位高僧。翻译把我的话转达给老舍先生。
“还有，指的是蕲州黄梅的东禅院吧？慧能大师也在宝林寺和大梵寺住过。那些寺庙至今还在。您为什么对这样的寺庙感兴趣呢？”老舍先生问道。
我告诉翻译，我小时离开曾在那里跟蜘蛛玩过的村子，入禅寺当过和尚。
老舍先生笑容可掬，更加亲密地看着我。
六祖慧能是我所尊敬的人们中的一个。禅宗史通篇讲的都是乏味的大道理，唯有六祖慧能的事迹使我倍觉亲切，一味地感到他是伟大的。六祖出身于新州的寒门，三岁丧父，由母亲抚养，在贫困中半饥半饱地长大。有一天他背着柴禾到市上去卖给过路人，心想人非发迹不可，就到蕲州黄梅的东禅院去拜访弘忍禅师。于是在该寺砍柴、烧饭度日。五祖门下已经有个名叫神秀的长老，即将继承禅的法灯。慧能对神秀那所谓从理智入门的修行不满意。有一天，五祖叫弟子们在禅堂的墙上写下诗偈。神秀写的大意是：“人心如镜，要经常揩净，不然就脏了。”炊事僧慧能所写的偈，意思是，“人本来什么都没有，也没有什么心。无的世界上，无心无镜又无台，要把什么揩净呢？”弟子们看了，不禁愕然。五祖本想把法灯让给慧能，但这个炊事僧坚决不干，离开东禅寺飘然而去。多年以来，我一直给离去的慧能的背影深深地吸引住。禅宗出现慧能之后，就成立了南禅宗，与神秀的北禅宗相对立，宗风大振。我从小喜欢禅宗史中的这一段。因此我才读了慧能的传记《六祖坛经》。倘若有机会去中国，我就想去踏访三岁丧父，由母亲抚养成人，在贫困中受过苦的有名的禅僧出生在那里的村子，顺便参拜一下他修过道的东禅寺。
老舍边听我的话，边频频点头。
我得到书斋去查看才说得出慧能所写的偈的全文。我就告诉那位女翻译，六祖大师写了一首名诗。这当儿，老舍先生静悄悄地把我的妻子端来的羊羹的衬纸抽出来，从衣兜里拿出钢笔，写道，“本来无一物。”紧接着，先生用一连串汉字把慧能的偈文一字不差地默写下来，我看了，大吃一惊。跟我当小徒弟时学过的一模一样。我这才意识到老舍先生的祖国和我们日本是同文的国家，感动不已。
“先生，”我说。“等我能稍微腾下手来，能不能到中国拜访您呢？”
“来吧……我恭候您。”先生和蔼可亲地笑着说。
“您年纪大了，参拜寺庙，不敢劳您的驾，请您给我找一位向导，领我到东禅寺去。”
“我给您当向导。”先生说。
“我想去看看慧能出生的新州的村子。”
“…………”
“是一个庄稼户吧？”
“…………”
“说是出身寒门，说不定很象我出生的村子呢。但凡山、田、河、谷这样的东西……中国和日本也不会有什么差别，我要是看了慧能出生的村子，一定会有收获的……日本有一种倾向，这种古老的村子，以及名刹古寺，给搞旅游业的人们逐渐糟蹋光了……中国是否妥善地保存着这些古代文物呢？”
“保存着，”老舍先生回答说。
我发现先生的脸上逐渐红润起来了。
“真是难得啊。”女翻译说。“来的时候……先生原说是只坐上一二十分针……就告辞的……这次访日……先生还从来没谈得这么投机过呢……他真高兴极啦。”
坐在旁边的那位高个子作家也自始至终笑容满面，翻译把老舍先生的中国话译过来时，就颔首微笑。两位中国作家到我家来，一直定晴看着我的脸，甚至顾不上去吃我的妻子端来的羊羹，使我颇为感动。中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即便我去访华，难道真能见到这两位先生吗？我心中没底，想道：虽然他们在此地答应得很干脆，一旦我去了，说不定得象大海捞针那样去找他们，我也许还会迷路呢。
老舍先生在我家的客厅里坐了一个来钟头。先生通过女翻译对我说：“带了点东西送给您。”于是随手放下一个小纸包，说是：“聊表寸心。路程太远……大的带不动。带来了一个笔筒……请您……留作纪念。”
我欣然接受下来了，也想送给他点儿礼物带回中国，一时没有好主意。我请他们稍候一下，就上楼去拿来了一本拙著《越前竹偶》初版本，署上“谨呈老舍先生”，送给了他。
先生拿着书仔细端详，直到女翻译解释之后，好象才弄懂。过一会儿，先生道了谢，问我书的内容是什么。
“象是装在蟋蟀葫芦里那样的一对夫妇的故事。”我说。“我的家乡若狭、越前一带有编竹器的匠人，会编美丽的竹偶。这是一对竹偶师夫妇的故事。”
中国人看不懂平假名①，送给先生，无疑比笔筒的用处还小。
老舍先生道歉说他坐得太久了，他说要到京都去，就从我家告辞了。
“去京都的话，诂您到天龙寺去看看。那个禅寺是慧能系统的，我的师父担任方丈。还有俗称苔寺的西芳寺那里，也有我的师兄弟。请您务必到这两个寺庙去看看。”我说。
翻译把我的话转告给老舍先生了。老舍先生走出门口时，从我家院子的篱笆那儿走出来两个来历不明的穿西服的人。我不认识这两个肤色微黑的中年人。我的妻子跟我一道送客人出来，她小声对我说：“是警察局的。”中国客人来访，警察当局为了安全起见，对我家院子也加以警戒。我想到，老舍先生的旅程有多么远啊。
这时，女翻译说要给我们拍照，我、老舍先生、我的妻子，以及另外那位中国作家，肩并肩地在门前照了一张相；老舍先生身穿淡褐色夹大衣，拄着黑色手杖，一本正经地站在我旁边。他的容貌还是象我那已经去世的叔叔。
先生走到院门，两次彬彬有礼地点头致意，通过翻译对我说，“请您到东禅院来。我恭候您……”
不一会儿，老舍先生的小轿车由两名便衣警察的车子护送，沿着私道③疾驰而去。老舍先生站在那里目送着我们，他的黑呢帽一自留在我的眼帘里。车子消失了。
那以后，我再也没见到老舍先生。
最近，报纸杂志上有关中国的所谓文化大革命这场风波的消息引起了我的注意，还风传老舍先生逝世了。这是难以置信的事，那个国家远隔重洋，真相不明。
说不定我永远也见不到老舍先生了。先生那慈祥的面容，柔和的嗓音，却依然萦绕在我的脑际，我近来看着看着报纸，有时就觉得非相信这个风闻不可了。
有一天夜里，我梦见了老舍先生。这是一场捕风捉影的怪梦，情景是这样的：
身穿深蓝色西服，拄着手杖的老舍先生走在前面，我抱着蟋蟀葫芦跟在后边。
“水上先生，咱们到慧能生长的村子去吧……那里的房屋很寒伧，跟你老家的村子一样……看过村子以后，咱们再到东禅院去。禅师住过的僧房还在哩……咱们快点儿走吧。”
先生步履蹒珊，我呢，迈着小碎步跟在他后面。前边，乳色的春霞弥漫。还有巍峨的高峰。半山腰上耸立着一座中国画里常见的那种带有飞檐的古刹。要走过长长的一段石阶才能到达那里。裸露出来的古松树根弯弯曲曲地伸向两旁，宛如长蛇一般爬过地面。桠杈上寄生着结了红籽儿的冬青。
我抱着蟋蟀葫芦，眼在老舍先生后面，沿着山坡的石阶登上去。怎么走也走不到寺庙的大门。惟有两个人踏在石阶上的脚步声清晰可闻。
（1967年）
选自《水上勉选集》（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年初版）——肖毛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