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我——忆老舍先生
老舍放弃了国外的一切，冲破各种艰难险阻回到祖国，迎接新中国的诞生，积极投身建设社会主义，他的心情十分激动和振奋。他非常自豪，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屈辱的历史已成过去，作为一名作家，老舍自觉肩负重任。他曾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创作通俗文艺作品，包括相声、鼓词、评书和对口词、太平调，还创作了新品种曲剧。有的编辑向他约稿，希望他多写小说和散文，因为大刊物不发表通俗文艺作品，像老舍先生这样世界知名的作家，竟以曲艺段子经常在文坛上亮相，似乎给人才华已尽的感觉，很令一些人慨叹。难道老舍再也写不出精彩的小说来了？甚至还有人对通俗文艺作品报以轻视的眼光。
老舍面对文坛上的种种观点和看法，坚定他说：“中国还有多少万人是文盲，他们不看报纸和刊物，却听曲艺段子听评书。通俗文艺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文人应该帮助它们提高，以自己的知名度扩大它们的影响。宣传品有什么可指责的？抗日战争中就宣传抗日嘛！新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要宣传，让老百姓心里明白自己的国家呀，万众一心才能建没新社会！再说了，那么多艺人要活下去，要吃饭哪！那些祖辈传下来的旧段子宣传封建迷信不能演了，他们自己又不会写，演什么？”
老舍力排诽议，不但自己积极创作通俗文艺作品，还和赵树理、王亚平等人一起创办了专门发表通俗文艺作品的刊物《说说唱唱》，发表了不少的精彩作品如《石不烂赶车》等。一些没有什么文化的人也寄稿来，有人在信封上写：“说说笑笑社”收，老舍幽默地圈了两句话：“不是说说笑笑社，真是马马虎虎人。”
老舍对荣宝斋的发展，宝文堂的出版都积极相助，还支持创办了国画研究会，和赵树理等人筹划创办了“大众文艺研究会，”组织了盲艺人学习班，老舍不仅亲自讲课，还亲自解决戏曲艺人、国画家、盲人的生活困难，帮他们找出路，安排工作，帮国画家卖画，逢年过节，让他们吃上肉，婚丧嫁娶，他都送上份子，自己掏钱给一些穷困之家的孩子交学费，买文具，记得有一次老舍买了两双皮鞋来，要送给什么人，我看了说：“式样不好看，显得老气。”
老舍说：“穷人，首先考虑的是耐穿。真牛皮，可以多穿些时间，遇上什么场合要去，也可以有点儿面子。”
老舍对穷苦人民，是真心的关切，理解他们，尊重他们，爱他们，认为自己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情同手足，他们的困难牵扯他的心。他不是为了写作去接近那些普通人，从他们的生活中去寻找素材，而是认为自己应该为他们尽心尽力，自己就是他们的亲人。他走到哪儿，都有人迎上来亲切地招呼他，磨刀的、修鞋的、理发的、卖肉的、餐馆、食品店，各行业的人等都像邻居亲戚般熟悉他，而他对待这些人，就跟对待大学教授、专家学者、外国的艺术大师一样，同样尊重，同样热情。
曾有记者问老舍：“您在国外已享有盛名，作品的影响越来越大，为什么要丢弃这来之不易的基础回国呢？并不是每一位作家都能够在国外立足的呀！”
老舍毫不犹豫地回答：“作家切断了和祖国、人民的联系，就像空中的飞鸟斩断了两翅。真正的作家，不是以文混饭吃，个人的前途是和祖国的命运血肉相连的。心中没有祖国，怎么能写出好作品来？”
老舍先生深深爱着自己的国家和人民，那感情是真挚的、深沉的、强烈的。但当时的社会思潮，有些人认为老舍旧意识很浓，是资产阶级旧知识分子，属于应该改造的对象。人事科的两位女干事很激进，总提意见：市文联主席办公室，进进出出的都是旧艺人、旧文人、旧画家，这儿成了封建文艺的据点儿了，缺乏革命的气氛，应该加倍警惕。这些反映老舍先生听不到，我任老舍秘书，却感到巨大的压力。
市文联主席办公室的布置，也是让我头疼的事。人事科的女干事让我把一张宣传画贴在办公室里，上边印着马雅柯夫斯基的画像，愤怒的眼光下，伸出手来指问：“你为前线做了什么？”这张宣传画贴了半天，老作家们让我取了下来。挂什么、贴什么、摆什么？老舍先生喜欢国画，可我不敢挂。有朋友送老舍先生福建的漆盒等，也不敢摆。办公桌及柜子上，我只放党报党刊。
老舍先生访问捷克斯洛伐克回来，捷克国家领导人哥特瓦尔德送了一个玻璃雕花大瓶，像水晶雕刻一般，通体透明，有两尺多高，非常漂亮，摆在屋角的硬木茶几上，很是豪华气派。可这是件很惹眼的奢侈品，虽是共产党国家赠送的礼品，但放在市文联办公室里却不会增加革命气氛，与无产阶级情调工农化有距离，不会有什么好效果。恰好勤务员小伙子从哪儿弄来几条金鱼，他就放进了这玻璃雕花大瓶中。有一天，人事科那位女干事来办公室，哼了一声说：
“文联主席办公室，封建的，崇洋的，气氛可真齐全，就是缺乏革命气氛。”
我心中一惊，辩解说：“勤务员可是贫农，这是他的鱼！”
老舍先生来办公室，看了大花瓶一眼，说：“这是捷克国家领导人送的礼品呀，您就当鱼缸了？”我也不敢讲出心中的顾虑，只说：“没有瓶子，勤务员就把金鱼放里边了。”“我给您带个玻璃瓶子来，好不好？”我无奈他说：“这大雕瓶还是让司机送您家中去吧！摆在您的客厅里多好。”老舍不容分辩他说：“我代表中国作家接受的礼品，怎能放自己家中？不行。”后来，总务科帮忙拿去上交了，才免除我一块心病。当时的社会思潮，把资产阶级情调看得很严重，思想改造，知识分子努力工农化是很重要的课题。人事科女干事的意见，代表着一种强大的社会思潮，因此颇具威胁力。
老舍经常在家中接待外宾，外国作家也很高兴赴老舍的家宴，我作为秘书当然应该协助接待工作。每次，老舍都认真地嘱咐我：“您可别穿一身列宁服，外宾还会以为共产党派了干部监视我呢！您穿花衬衣、花裙子都行，就是别穿制服！”
可穿花衣服不是件小事。当时的思潮严厉批判“衣服是工农兵，灵魂深处还是小资产阶级王国”，如果我连衣服都是资产阶级，那怎么得了？而且我是燕京大学的学生，这已经给了我一个很不利的因素，作为学生出身的干部，我受的教育就是个沉重的包袱，思想改造对我有着难以通过的关口，再穿花衣服，将会是什么后果？我的科长风子，是30年代的著名演员，连她任何场合都只穿干部服。女同志只穿白衬衫，灰制服，没有别的颜色。有的年轻同志把白领子翻在灰制服领外边，还挨批呢，上纲为这是无产阶级跟资产阶级谁改造谁的问题，引得上级团委都来调查，我怎么能在众目睽睽之下穿花衣服、打扮一番呢？每次协助老舍接待外宾，老舍坚持不让我穿制服。而我固执地穿列宁服一身灰，老舍认为我不通情理，我认为老舍强人所难，早晚我要遭殃。
老舍几次不满他说：“不就穿件花衣服吗？就这么难！”
我沉默不语，可就是不改。心想：“哪儿那么简单！这可是谁改造谁的大问题，联系着世界观，联系着青年的方向、是追求革命还是成为资产阶级俘虏的问题！如果我成为思想意识方面的批判对象，谁能救我？”结果老舍对我颇有意见，我呢感到很为难很委屈。
这样的小矛盾不少，我很苦恼，总想离开这岗位，一时又办不到。而人事科那两位女干事（她们只不过是家庭贫穷而已，这成了有利的资本）总盯着我，不断地提意见，似乎她们决心要改造文联办公室，我真是苦不堪言！有一次我气极了，就说：“市文联副主席是长征干部，老革命，还穿白高跟鞋呢，你怎么不敢提意见？”女干事就说我对党员领导干部不满，党外领导干部旧意识很浓影响着我，原因是气味相投。幸而两位老党员人事科长保护我，还有两位从解放区来的女干部李彩云、舒薇都替我讲话，我才免于大难。奇怪的是这四位党员干部后来都调基层去了，而那两位爱整人的女干事，虽然文化不高，后来都提拔到局级部门了。可能她们会迎合社会思潮吧！这和后来“文革”期间掀起的思潮不无联系。
中国作家协会创办中央文学讲习所，全部计划送给老舍先生过目，其中规定各省市文艺单位都可以推荐选送学员，我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没有系统地学过中文系的课程，调到文艺单位工作，我很希望能补上文学课，这次文学讲习所招生是很好的学习机会，我就向老舍先生提出申请，希望他能介绍我去学习。
老舍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不能！”
“不就是说句话，打个招呼嘛。创办文讲所您也是领导成员之一。”
老舍还是三个字：“我不能！”
我说：“通知中招收学员规定：各省市文艺单位都可以推荐，我去学习完全符合条件，又不违犯原则和规定……”
“我不能！”老舍口气坚决，一点考虑的余地也没有。
我发牢骚说：“您为了盲艺人学习的事，可以亲自去找市长，还让我一遍又一遍地打电话催问。我也是去学习呀，您就不肯帮我说句话！”
老舍先生还是那句话：“我不能！”
其实，我去文讲所学习，按照正式推荐手续是完全可以办的，但去人事科找那位女干事办介绍信，令我感到厌烦，只是为了避免和此人打交道而已。但老舍先生却不肯帮忙，我颇有情绪，年轻不懂事，讲话不知轻重，就赌气他说：“您比党员还党员！”
老舍听了这话，翻了一下儿白眼，硬邦邦他说：“我不是党员，可我把整个儿的心都掏给共产党了！”
后来，我去找马烽同志，不用办人事手续只办了个旁听证，只听大课，不参加讨论。
有一天，老舍先生对我说：“明天，我来办公室处理信件。”
我露出为难的神情，却没有讲话。
老舍问：“怎么？明天您有别的事吗？”
我犹豫地说：“我办好了去文讲所旁听的手续，明天郭老讲课，我想去听。”
老舍先生很爽快他说：“那您去听课吧！您只把信件放在我桌子上就行了。”
老人还是支持我去学习的，而且并不计较我的赌气话。
那个时期，各方面的纪律都很严，尤其是党员，凡事都要经过组织批准，像结婚啦，发表作品啦，都要由组织决定。老舍不是党员，但外出参加活动，都以谈话或通信的方式和组织联系。
老舍去抗美援期前线，寄回来的信虽是写给我，实际上是让组织了解他的情况。信后署名，都写舒舍予，有两封信上款写给市文联秘书长，下款署名只写一个“舍”字。秘书长看过信只说：“存档吧！”我认为老舍先生从前线的来信，应该让文艺界和北京市的领导看到。作为一名作家，老舍渴望着组织的理解、沟通。高层领导中，只有周总理时而抽空请老舍、曹禺、冰心到家中作客，亲切地聊天儿，给予作家关心和理解。但我不能把老舍从前线的来信送到周总理那儿去呀！
有一次，中国作协办公室主任陈同志来市文联，了解北京作家的思想创作情况，编作家通讯，我就把老舍先生从前线寄来的信拿给他看，并说：“老舍先生去了前线，成为工农兵的一员。他的信似乎应该汇报给领导层。”陈同志没有表态，看过了信也没带回去。
这位同志曾做过丁玲的秘书，虽是学生出身的干部却在解放区成长起来，我去文讲所听课时，听不懂讲课人的方言，他常热心地为我翻译。我觉得他待人很真诚，就谈到自己对秘书工作的顾虑。这位同志很诚恳他说：“我的体会，秘书工作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具有很多不知的因素，风险较多。丁玲参加革命那么多年，在延安还成为批判对象呢。你要特别警惕‘衣服是工农兵，灵魂深处还是小资产阶级的王国’，这个问题可轻可重。旧知识分子完全工农化，需要长期的改造过程。你是从燕京大学出来的，更要注意灵魂深处的改造。假如你给市文联那位女副主席当秘书，可能风险还小一些，她毕竟是经过长征的老革命啊！政治方面强。”
我摇摇头，说：“那我可就惨了！”
从此，我更加警惕灵魂深处的小资产阶级王国，努力改造思想，把人事科女干事的意见看得很重，因为那包含着某种预示，不仅是个人提意见反映情况。
那时侯外事纪律很严，老舍总是很自觉地遵守，参予什么外事活动，都向单位详细说明。以老舍和冰心的名义邀请赛珍珠访向中国，信件就是公家发出的。每次老舍向海外写信，都交给我寄，还说：“您看过以后，如果需要存档，就抄一份留下。”那时还没有复印机，重要文字都由我抄写存留。记得老舍曾写过这样一封信：我的名字就是我的姓。以姓作名，舒字拆开来，是舍予，意思是“无我”。我很为自己的姓名骄做。从姓到名，从头到脚，我把自个儿全贡献出去。关键是一个舍字，舍什么？舍的是“予”。我写书用的笔名老舍，也是保留一个“舍”字，不是老“予”。以姓为名，以名构成姓，都是围绕这个意思，这是我一辈子的信念。虽然我身居外国多年，作品也译成了外文，但我从没给自己起过外文名字，可惜得是：我的姓名译成了外文，只是译音，却译不出它的含意来！我不会起另外的名字，永远不！我至死守着这个“舍”字，我的名字和我这个人，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老舍先生把这封信交给我，说：“您看过后寄出去。需要留底儿就抄一份。”
我看了这信，觉得没什么涉及政治政策的内容，只不过是朋友问的漫谈，说明自己的名字，没有必要存档，也就没抄写，只把原信寄了。
回想起来，那封信简直是一篇宣言。
老舍为了捍卫人的尊严，为了唤起世人的良知，他高举正义的旗帜，将凶恶砸在脚下，把生命结束在一个“舍”字上，何等壮烈！
他的理想、他的追求、他的名字，融为完美的整体，用“舍”字画了一个句号。
无我——忆老舍先生
葛翠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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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放弃了国外的一切，冲破各种艰难险阻回到祖国，迎接新中国的诞生，积极投身建设社会主义，他的心情十分激动和振奋。他非常自豪，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屈辱的历史已成过去，作为一名作家，老舍自觉肩负重任。他曾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创作通俗文艺作品，包括相声、鼓词、评书和对口词、太平调，还创作了新品种曲剧。有的编辑向他约稿，希望他多写小说和散文，因为大刊物不发表通俗文艺作品，像老舍先生这样世界知名的作家，竟以曲艺段子经常在文坛上亮相，似乎给人才华已尽的感觉，很令一些人慨叹。难道老舍再也写不出精彩的小说来了？甚至还有人对通俗文艺作品报以轻视的眼光。
老舍面对文坛上的种种观点和看法，坚定他说：“中国还有多少万人是文盲，他们不看报纸和刊物，却听曲艺段子听评书。通俗文艺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文人应该帮助它们提高，以自己的知名度扩大它们的影响。宣传品有什么可指责的？抗日战争中就宣传抗日嘛！新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要宣传，让老百姓心里明白自己的国家呀，万众一心才能建没新社会！再说了，那么多艺人要活下去，要吃饭哪！那些祖辈传下来的旧段子宣传封建迷信不能演了，他们自己又不会写，演什么？”
老舍力排诽议，不但自己积极创作通俗文艺作品，还和赵树理、王亚平等人一起创办了专门发表通俗文艺作品的刊物《说说唱唱》，发表了不少的精彩作品如《石不烂赶车》等。一些没有什么文化的人也寄稿来，有人在信封上写：“说说笑笑社”收，老舍幽默地圈了两句话：“不是说说笑笑社，真是马马虎虎人。”
老舍对荣宝斋的发展，宝文堂的出版都积极相助，还支持创办了国画研究会，和赵树理等人筹划创办了“大众文艺研究会，”组织了盲艺人学习班，老舍不仅亲自讲课，还亲自解决戏曲艺人、国画家、盲人的生活困难，帮他们找出路，安排工作，帮国画家卖画，逢年过节，让他们吃上肉，婚丧嫁娶，他都送上份子，自己掏钱给一些穷困之家的孩子交学费，买文具，记得有一次老舍买了两双皮鞋来，要送给什么人，我看了说：“式样不好看，显得老气。”
老舍说：“穷人，首先考虑的是耐穿。真牛皮，可以多穿些时间，遇上什么场合要去，也可以有点儿面子。”
老舍对穷苦人民，是真心的关切，理解他们，尊重他们，爱他们，认为自己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情同手足，他们的困难牵扯他的心。他不是为了写作去接近那些普通人，从他们的生活中去寻找素材，而是认为自己应该为他们尽心尽力，自己就是他们的亲人。他走到哪儿，都有人迎上来亲切地招呼他，磨刀的、修鞋的、理发的、卖肉的、餐馆、食品店，各行业的人等都像邻居亲戚般熟悉他，而他对待这些人，就跟对待大学教授、专家学者、外国的艺术大师一样，同样尊重，同样热情。
曾有记者问老舍：“您在国外已享有盛名，作品的影响越来越大，为什么要丢弃这来之不易的基础回国呢？并不是每一位作家都能够在国外立足的呀！”
老舍毫不犹豫地回答：“作家切断了和祖国、人民的联系，就像空中的飞鸟斩断了两翅。真正的作家，不是以文混饭吃，个人的前途是和祖国的命运血肉相连的。心中没有祖国，怎么能写出好作品来？”
老舍先生深深爱着自己的国家和人民，那感情是真挚的、深沉的、强烈的。但当时的社会思潮，有些人认为老舍旧意识很浓，是资产阶级旧知识分子，属于应该改造的对象。人事科的两位女干事很激进，总提意见：市文联主席办公室，进进出出的都是旧艺人、旧文人、旧画家，这儿成了封建文艺的据点儿了，缺乏革命的气氛，应该加倍警惕。这些反映老舍先生听不到，我任老舍秘书，却感到巨大的压力。
市文联主席办公室的布置，也是让我头疼的事。人事科的女干事让我把一张宣传画贴在办公室里，上边印着马雅柯夫斯基的画像，愤怒的眼光下，伸出手来指问：“你为前线做了什么？”这张宣传画贴了半天，老作家们让我取了下来。挂什么、贴什么、摆什么？老舍先生喜欢国画，可我不敢挂。有朋友送老舍先生福建的漆盒等，也不敢摆。办公桌及柜子上，我只放党报党刊。
老舍先生访问捷克斯洛伐克回来，捷克国家领导人哥特瓦尔德送了一个玻璃雕花大瓶，像水晶雕刻一般，通体透明，有两尺多高，非常漂亮，摆在屋角的硬木茶几上，很是豪华气派。可这是件很惹眼的奢侈品，虽是共产党国家赠送的礼品，但放在市文联办公室里却不会增加革命气氛，与无产阶级情调工农化有距离，不会有什么好效果。恰好勤务员小伙子从哪儿弄来几条金鱼，他就放进了这玻璃雕花大瓶中。有一天，人事科那位女干事来办公室，哼了一声说：
“文联主席办公室，封建的，崇洋的，气氛可真齐全，就是缺乏革命气氛。”
我心中一惊，辩解说：“勤务员可是贫农，这是他的鱼！”
老舍先生来办公室，看了大花瓶一眼，说：“这是捷克国家领导人送的礼品呀，您就当鱼缸了？”我也不敢讲出心中的顾虑，只说：“没有瓶子，勤务员就把金鱼放里边了。”“我给您带个玻璃瓶子来，好不好？”我无奈他说：“这大雕瓶还是让司机送您家中去吧！摆在您的客厅里多好。”老舍不容分辩他说：“我代表中国作家接受的礼品，怎能放自己家中？不行。”后来，总务科帮忙拿去上交了，才免除我一块心病。当时的社会思潮，把资产阶级情调看得很严重，思想改造，知识分子努力工农化是很重要的课题。人事科女干事的意见，代表着一种强大的社会思潮，因此颇具威胁力。
老舍经常在家中接待外宾，外国作家也很高兴赴老舍的家宴，我作为秘书当然应该协助接待工作。每次，老舍都认真地嘱咐我：“您可别穿一身列宁服，外宾还会以为共产党派了干部监视我呢！您穿花衬衣、花裙子都行，就是别穿制服！”
可穿花衣服不是件小事。当时的思潮严厉批判“衣服是工农兵，灵魂深处还是小资产阶级王国”，如果我连衣服都是资产阶级，那怎么得了？而且我是燕京大学的学生，这已经给了我一个很不利的因素，作为学生出身的干部，我受的教育就是个沉重的包袱，思想改造对我有着难以通过的关口，再穿花衣服，将会是什么后果？我的科长风子，是30年代的著名演员，连她任何场合都只穿干部服。女同志只穿白衬衫，灰制服，没有别的颜色。有的年轻同志把白领子翻在灰制服领外边，还挨批呢，上纲为这是无产阶级跟资产阶级谁改造谁的问题，引得上级团委都来调查，我怎么能在众目睽睽之下穿花衣服、打扮一番呢？每次协助老舍接待外宾，老舍坚持不让我穿制服。而我固执地穿列宁服一身灰，老舍认为我不通情理，我认为老舍强人所难，早晚我要遭殃。
老舍几次不满他说：“不就穿件花衣服吗？就这么难！”
我沉默不语，可就是不改。心想：“哪儿那么简单！这可是谁改造谁的大问题，联系着世界观，联系着青年的方向、是追求革命还是成为资产阶级俘虏的问题！如果我成为思想意识方面的批判对象，谁能救我？”结果老舍对我颇有意见，我呢感到很为难很委屈。
这样的小矛盾不少，我很苦恼，总想离开这岗位，一时又办不到。而人事科那两位女干事（她们只不过是家庭贫穷而已，这成了有利的资本）总盯着我，不断地提意见，似乎她们决心要改造文联办公室，我真是苦不堪言！有一次我气极了，就说：“市文联副主席是长征干部，老革命，还穿白高跟鞋呢，你怎么不敢提意见？”女干事就说我对党员领导干部不满，党外领导干部旧意识很浓影响着我，原因是气味相投。幸而两位老党员人事科长保护我，还有两位从解放区来的女干部李彩云、舒薇都替我讲话，我才免于大难。奇怪的是这四位党员干部后来都调基层去了，而那两位爱整人的女干事，虽然文化不高，后来都提拔到局级部门了。可能她们会迎合社会思潮吧！这和后来“文革”期间掀起的思潮不无联系。
中国作家协会创办中央文学讲习所，全部计划送给老舍先生过目，其中规定各省市文艺单位都可以推荐选送学员，我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没有系统地学过中文系的课程，调到文艺单位工作，我很希望能补上文学课，这次文学讲习所招生是很好的学习机会，我就向老舍先生提出申请，希望他能介绍我去学习。
老舍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不能！”
“不就是说句话，打个招呼嘛。创办文讲所您也是领导成员之一。”
老舍还是三个字：“我不能！”
我说：“通知中招收学员规定：各省市文艺单位都可以推荐，我去学习完全符合条件，又不违犯原则和规定……”
“我不能！”老舍口气坚决，一点考虑的余地也没有。
我发牢骚说：“您为了盲艺人学习的事，可以亲自去找市长，还让我一遍又一遍地打电话催问。我也是去学习呀，您就不肯帮我说句话！”
老舍先生还是那句话：“我不能！”
其实，我去文讲所学习，按照正式推荐手续是完全可以办的，但去人事科找那位女干事办介绍信，令我感到厌烦，只是为了避免和此人打交道而已。但老舍先生却不肯帮忙，我颇有情绪，年轻不懂事，讲话不知轻重，就赌气他说：“您比党员还党员！”
老舍听了这话，翻了一下儿白眼，硬邦邦他说：“我不是党员，可我把整个儿的心都掏给共产党了！”
后来，我去找马烽同志，不用办人事手续只办了个旁听证，只听大课，不参加讨论。
有一天，老舍先生对我说：“明天，我来办公室处理信件。”
我露出为难的神情，却没有讲话。
老舍问：“怎么？明天您有别的事吗？”
我犹豫地说：“我办好了去文讲所旁听的手续，明天郭老讲课，我想去听。”
老舍先生很爽快他说：“那您去听课吧！您只把信件放在我桌子上就行了。”
老人还是支持我去学习的，而且并不计较我的赌气话。
那个时期，各方面的纪律都很严，尤其是党员，凡事都要经过组织批准，像结婚啦，发表作品啦，都要由组织决定。老舍不是党员，但外出参加活动，都以谈话或通信的方式和组织联系。
老舍去抗美援期前线，寄回来的信虽是写给我，实际上是让组织了解他的情况。信后署名，都写舒舍予，有两封信上款写给市文联秘书长，下款署名只写一个“舍”字。秘书长看过信只说：“存档吧！”我认为老舍先生从前线的来信，应该让文艺界和北京市的领导看到。作为一名作家，老舍渴望着组织的理解、沟通。高层领导中，只有周总理时而抽空请老舍、曹禺、冰心到家中作客，亲切地聊天儿，给予作家关心和理解。但我不能把老舍从前线的来信送到周总理那儿去呀！
有一次，中国作协办公室主任陈同志来市文联，了解北京作家的思想创作情况，编作家通讯，我就把老舍先生从前线寄来的信拿给他看，并说：“老舍先生去了前线，成为工农兵的一员。他的信似乎应该汇报给领导层。”陈同志没有表态，看过了信也没带回去。
这位同志曾做过丁玲的秘书，虽是学生出身的干部却在解放区成长起来，我去文讲所听课时，听不懂讲课人的方言，他常热心地为我翻译。我觉得他待人很真诚，就谈到自己对秘书工作的顾虑。这位同志很诚恳他说：“我的体会，秘书工作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具有很多不知的因素，风险较多。丁玲参加革命那么多年，在延安还成为批判对象呢。你要特别警惕‘衣服是工农兵，灵魂深处还是小资产阶级的王国’，这个问题可轻可重。旧知识分子完全工农化，需要长期的改造过程。你是从燕京大学出来的，更要注意灵魂深处的改造。假如你给市文联那位女副主席当秘书，可能风险还小一些，她毕竟是经过长征的老革命啊！政治方面强。”
我摇摇头，说：“那我可就惨了！”
从此，我更加警惕灵魂深处的小资产阶级王国，努力改造思想，把人事科女干事的意见看得很重，因为那包含着某种预示，不仅是个人提意见反映情况。
那时侯外事纪律很严，老舍总是很自觉地遵守，参予什么外事活动，都向单位详细说明。以老舍和冰心的名义邀请赛珍珠访向中国，信件就是公家发出的。每次老舍向海外写信，都交给我寄，还说：“您看过以后，如果需要存档，就抄一份留下。”那时还没有复印机，重要文字都由我抄写存留。记得老舍曾写过这样一封信：我的名字就是我的姓。以姓作名，舒字拆开来，是舍予，意思是“无我”。我很为自己的姓名骄做。从姓到名，从头到脚，我把自个儿全贡献出去。关键是一个舍字，舍什么？舍的是“予”。我写书用的笔名老舍，也是保留一个“舍”字，不是老“予”。以姓为名，以名构成姓，都是围绕这个意思，这是我一辈子的信念。虽然我身居外国多年，作品也译成了外文，但我从没给自己起过外文名字，可惜得是：我的姓名译成了外文，只是译音，却译不出它的含意来！我不会起另外的名字，永远不！我至死守着这个“舍”字，我的名字和我这个人，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老舍先生把这封信交给我，说：“您看过后寄出去。需要留底儿就抄一份。”
我看了这信，觉得没什么涉及政治政策的内容，只不过是朋友问的漫谈，说明自己的名字，没有必要存档，也就没抄写，只把原信寄了。
回想起来，那封信简直是一篇宣言。
老舍为了捍卫人的尊严，为了唤起世人的良知，他高举正义的旗帜，将凶恶砸在脚下，把生命结束在一个“舍”字上，何等壮烈！
他的理想、他的追求、他的名字，融为完美的整体，用“舍”字画了一个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