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印象
1966年8月24日。炎夏的北京。14岁的陈凯歌和一位朋友来到住家附近的太平湖散步。湖岸垂柳环抱，游人零落。迎面走过来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两腿微跛，肿胀着脸，手中握着一卷纸，神情恍惚，若有所思。
我喜欢老舍，跟他的身世有些关系。老舍姓舒，原名庆春。上上个世纪1899年2月3日出生的。如果长寿，算起来也该有100多岁了。他是没落的满族旗人，父亲是名武弁，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殉难了。家里全靠母亲日夜操作，维持生计，“三岁失怙，可谓无父；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无父无君，特别孝爱老母。”这是老舍的四十自述。不识字的老母替人浆洗衣服、作大衫，让儿子上学读书。儿子也不负所望，17岁当上小学校长，27岁飘洋过海到伦敦当讲师教洋人中文，薪水不多，却时时不忘寄钱回家奉养母亲。
老人慢慢走远后，“不是老舍吗？”朋友发现什么似地说。“是吗？不像！”凯歌随口答道。“肯定是他！”两人渐聊渐行渐远。少年凯歌无暇他顾。此时的他，更多的担忧在于几天前红卫兵抄家后被拘禁在电影制片厂的父亲以及抱病在床的母亲。
老舍的贫微出身，对于他后来的创作生涯影响很大。他一辈子的创作形式，繁杂而多样，包括诗歌、小说、散文、剧本、相声、数来宝、大鼓书、时调戏曲……；所使用的文学语言，是真正“推车卖浆者流”琅琅上口的北京土语；描写得最好的角色，始终不离开北京下层社会的市井小民；甚至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写作风格：辛辣嘲讽、温情动人、幽默诙谐。也无一不跟少年时代的社会体验，逛天桥、上茶馆、听评书、相声、京戏的经验大有关联。事实上，老舍对此“阶级立场”颇有自觉。他的笔名“老舍”、别名“舍予”、洋名“Colin”，一个是平民式的亲昵称呼，一个自述其志，一个出自《圣经》，意为“人民的胜利”！
1966年8月25日，舒乙拿着北京市“文联”（文学艺术联合会）“我会舒舍予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的通知，匆匆赶到太平湖边，看到投水自尽的父亲，“头朝西，脚朝东，仰天而躺，头挨着青草和小土路。……。他没戴眼镜，眼睛是浮肿的。贴身的衣裤已经凌乱，显然受过法医的检验和摆布。他的头上、胸口上、手臂上有已经干涸的大块血斑，还有大片大遍青紫色的淤血。他遍体鳞伤。”
《老张的哲学》是老舍最早的一部小说，也是他的成名作，我没读过。第一次接触老舍，是在70年代末，我辗转从一名侨生手中拿到一本禁书——《骆驼祥子》。一个晚上的时间，读得当时还耽溺在“现代文学”《台北人》、《那长头发的女孩》、《龙天楼》的惨绿少年震惊万分。震惊的理由，一方面是勾引起身世，想起了因为升学因为第一志愿因为日渐「高尚」而逐渐疏离，甚至嫌恶了的厝边头尾那些日日为了讨生活而「被损害与被侮辱」的街坊邻居，几丝背叛的歉疚因此油然而生；另一方面则是隐隐约约感觉到，在一个充满不义和腐败的社会里，任何实现理想的企图很可能都将变成无意义的笑话。祥子够努力，够勤奋了吧？他一辈子的梦想也不过就是想拥有一辆黄包车而已。结果个个“有力者”都要吃他、要害他；事事都不顺他的意、跟他作对。最后他也只有认输，甘心堕落了！这样的小说读起来让人难过掉泪，却是千真万确的。当时的我这样想着。并不晓得被唤醒的这种认知叫做“阶级意识”，这本书所以被查禁，主要也是为了这样的缘故。
一名带着红袖章的年轻人冷冷丢下一句话：“你必须赶快‘处理’掉！”另一名司机熟人好心关照说：“这里夜间有野狗！”31岁的舒乙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只得在湖边的长椅坐了下来，等待母亲到来，“我不知道在椅子上坐了多久，天早就黑了，周围漆黑一片。公园里没有路灯，天上没有月亮和星星。整个公园里，大概就剩我们父子两人，一死一活。”然后，天空下起雨来了，是蓝蓝的细雨……。
也正因为这种个人的“阶级自觉”以及作品中的“阶级意识”。1949年中国解放之后，当时还在美国访问的老舍不假思索地便返回北京，兴高采烈地投入新中国建设行列。与茅盾、巴金、沈从文等人大不相同的是，新社会的转变，似乎并未对无产阶级出身的老舍产生多少干扰，他很容易便在政治与创作之间调和出一种平衡，作品产量丝毫不减，质量也未见衰退，甚至还可写出像《茶馆》、《正红旗下》这样优秀的作品出来。另一方面，中共当局对于老舍也格外看重，“人民艺术家”、“文艺界的劳动模范”的封号不绝，他过世时的身分是“人代代表”、“全国政协常委”，前一年还率团访问日本，从事交流活动。
1991年，我初次造访北京，日日穿梭在大小胡同里拜访师长查索论文资料，秋天的北京，爽朗宜人。映入眼帘的四合院、城楼、草木，所听到的嘻笑怒骂、言语对谈，都不由自主地会让我想起老舍的小说：《月牙儿》、《离婚》、《赵子曰》、《四世同堂》；“祥子”、“虎妞”、“方珍珠”、“程疯子”……，一个个血肉俱全，神态各异的角色灵魂，彷佛一下子从书中走了出来，在王府井、在大栅栏、在天桥、在太庙公园游荡着游荡着……。
当时老舍还曾经写过一首诗：“晚年逢盛世，日夕百无忧；／儿女竞劳动，工农共戚休；／诗吟新事物，笔扫旧风流。／莫笑行扶杖，昂昂争上游。”当他自杀之后，海外有人认为这是老舍被迫表态的诗句，我却相信此中确是真情告白。这就好象有人推测被斗得走头无路的老舍跳湖前，应该会想到他在《茶馆》中的那句著名道白：“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我却相信他至死不疑的是前一天晚上边让妻子敷伤边说的：“人民是理解我的！党和毛主席是理解我的！总理是最理解我的！”——只是，他毕竟无法解释事实与信仰之间的差距，生命的重心倾失，再也平衡不下去了。老舍的悲哀在此！
有一回，跟一名长者同搭公车，路经德胜门外，老人忽然指着远方说：“喏，那儿，填了的太平湖，老舍就在那儿自杀的，20几年的事了！”我急忙伸颈观看，日暮的秋阳照射在黯淡的场景，逆光刺眼，只见到几个疲乏的人穿行在纵横交错的铁轨，空旷的地铁停车场显得萧索万分，让人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那个芦苇蔓生、垂杨摇曳，野鸭不时惊起的野湖模样，“唉～连个碑也没得立呢，盖纪念馆有什么用？盖不到痛处的！”老人苍凉的声音又响起，在拥挤而吵杂的车厢里显得十分微弱。我默然无言，心绪万端，只想到了老舍说过的几句话：
生命是闹着玩的，事事显出如此；从前我这么想过，现在我懂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