扑向新生活
老舍对从解放区来的老作家们是很尊重的。他和赵树理相交颇深，赵树理像个老农民，人生经历、生活习惯、接受的文化熏陶和老舍完全不同，但老舍和他很谈得来，老舍敬重他的朴实宽厚真诚，在对待通俗文艺、语言大众化方面，两人更是有共同主张。两人认识不久，就像老朋友一样。但有些从解放区来的党员老作家，似乎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政治优越感，特别是某些有地位有职有权的代表性作家，掌握着文艺阵地，在文坛上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他们对老舍只是礼貌性的尊重，场面上打招呼而已，实际上从无任何个人交往，似乎老舍不属于他们的圈子，甚至一些礼节性的场面，也能微妙地感觉出来彼此之间的某种冷淡。
老舍在文学创作方面苦苦地追求，他想写出新时代里成功的作品来。他很努力地去表现工农兵。“写青年突击队”下工厂，还请两位青年作家协助他搜集材料。写出剧本来，他亲自读给大家听，虚心听取意见，认真地记录，一遍又一遍地修改。当时，文联的创作干部都热情地给老舍的剧本初稿提意见：什么党的领导不充分啦，矛盾斗争不突出啦，政治性不强啦……等等。讨论完了，老舍结论似地自叹说：“写的是青年突击队，可结果最不可爱的人物，就是那青年人。”改了一稿又一稿，废稿一大摞，老舍知道这部作品失败了。工人阶级，工人的生活，毕竟不是老舍熟悉的方面，那不是短时间的采访能解决问题的。
老舍还写《方珍珠》、《西望长安》、《女店员》、《红大院》……都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
创作实践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使老舍感到很苦闷。他熟悉的人物不能写，需要他写的人物他了解不深，而他又非要写出成功的作品来。面对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中的现实，他挣扎得很艰苦。但他坚持写，从不辍笔。他还努力去深入工农兵的生活，努力去写工农兵，怀着饱满的政治热情，亲自去抗美援朝前线，代表文艺界去朝鲜慰问志愿军。这对老舍先生不是容易的事，他一双寒腿，最怕潮湿寒冷，平时走路都用手杖。他每天离不开热茶，在朝鲜却喝冷水。但这些困难他没放在心上。去朝鲜前线他很兴奋，临行前两天到市文联办公室来，还风趣地对我说：“我能为前线做的很少，但我可是去前线了，也算一名残疾老兵吧!”他还记着那张宣传画呢!我觉得很抱歉，却当了说什么。
我也很希望去朝鲜前线，那时青年都自觉地去艰苦的环境锻炼，何况我是从燕大出来的学生干部，没经过战争的洗礼，总有改造不彻底的自卑感。我请老舍帮我向上级讲几句话，批准我去前线。
老舍听了我的要求，幽默地说：“我提任何建议和意见，都是通过您向上级反映。这件事，我也只能由您向上反映喽……”
我无可奈何，只好作罢。老舍又说：“我瘸着腿，背不了行李，就穿着棉衣和战士们在坑道里滚了。您是年轻的女同志，怎么办?”
那天，志愿军慰问团出发，去北京站欢送的人群前呼后拥，戏曲界更是热烈非凡，鲜花、红旗、锣鼓……梅兰芳先生周围欢送的人围了一层又一层，而老舍先生却没有人去欢送。不巧，那天正好赶上周总理向文艺界做报告，许多人都去听报告了，我又必须留下值班。但老舍作为文学界的代表赴抗美援朝前线，总应该有人专门去欢送的。司机回来一说，我不禁愕然。
老舍从抗美援朝前线来信，情绪很振奋，信中说：“战士们的荣誉感很强，觉得不立战功，就愧对祖国亲人。我在坑道里和战士们交谈。这双寒腿及喝凉水的习惯也能适应。我要写出抗美援朝所仅见的文字来……”
这就是后来与读者见面的作品《无名高地有了名》。
这一次，老舍文学创作上又没获得预期的成功。文学界对这部作品也颇冷淡。老舍心情沉闷。
作为一位著名的老作家，新中国时期，老舍在小说创作方面没有满意的作品，这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这却使老舍痛苦。记得有一家大出版社把老舍解放前的小说选取了片段出版，还没有小三十二开本的一半大，几十页，像解放前印的小唱本一样，书名《大杂院里的人们》，大概是《骆驼祥子》中的某些章节。收到样书，老舍先生正在朝鲜前线，我写信时顺便提了这本小书一句，没想到老舍对此事非常关切，写信来详细地问：“此书哪家出版社出版的?究竟是从哪部作品中摘选的?选取的又是哪些章节?内容提要是怎么写的?”开始，我不理解，老舍对这样一本小书，何至于这样看重?后来，我渐渐明白了，那是一个信号，是对老舍解放前的小说给予承认，并且出版了，尽管它只是片段。因为出版社都是国家的，出版什么书是经过领导批准的，具有权威性的表态。
老舍从朝鲜前线回到北京，我通知了各方面，其实这样大的新闻性事件各有关部门不会不知道。结果去北京站接老舍先生的人，只有曹禺先生、凤子、人艺一位专演儿童的女演员，市文联只有副秘书长王松声和我，还有师母胡絜青。
火车渐渐停下来，站台上的人群拥向各节车厢的门。我们找到车厢号，老舍先生第一个从火车上走下来，人艺专演儿童的女演员迎上去献了花。我对献花还很不习惯，手里拿着花束，却不知怎么是好。老舍先生幽默地说：“我看这么办吧!把你手里的花给我，把我手里的花给你，咱们交换好不好?”大家都笑了。我忙把花束送到老舍先生手中，接过老舍先生手里的花束交给了师母胡絜青。老舍先生和曹禺先生亲切地交谈着走出了月台。
曹禺先生对老舍和他的作品表现出热情的关注和支持，老舍为人艺写剧本是否和这有关?记得一次老舍去人艺，夜晚回来时，曹禺先生亲自安排车送老舍，还嘱咐司机送老舍先生到家后送我到市文联，对老舍先生表露出来的那种发自内心的真诚关切，我从文艺界其他单位不曾感觉到。
祝酒辞：“各尽所能”
准备成立北京作家协会的事，几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因为政治运动不断，三反五反、反胡风、肃反……就把这事冲了，几起几落，没有结果。一九五六年全国青年创作者代表会议以后，又提起这项任务来，正逢制定十二年规划，北京市文学创作领域奋斗的目标，培养作家的办法，以及文学事业发展远景等都要研究，经北京市委批准，由老舍先生出面，请一些文艺界领导及专家在萃华楼吃饭，议论一下成立北京作家协会的事，征求各方面的意见。
老舍先生列了个名单，让我去中国作家协会听取郭小川同志的意见，请他最后确定名单。市文联秘书长提出：还应听取×××同志的意见。老舍说：“主持中国作协日常工作的是小川同志。小川同志会和其他领导成员交换意见的。这是一份初定名单，找那么多位领导，如果意见不一致怎么办?我们能把哪位领导的意见否定了?谁来裁决众位领导的不同意见?总不能再写份报告向上请示吧?那不是没事找事吗?将来，北京作协的领导成员还是另一回事，由中央和市委决定。这次聚会，只是听听各方面意见，对成立北京作家协会有些什么建立和想法，也表达北京市的一点敬意罢了!”
我拿着老舍列的名单到中国作协去见郭小川同志，小川同志很认真地看过，谦虚地说：“我的意见仅供北京市领导参考，最后的名单还是由市里确定，这里边中国作协的领导成员不必去那么多，一两位就够了。”我说：“请了某一位，不请某一位，会不会产生误解有意见?好像北京市对中国作协的领导成员有亲有疏。”小川同志说：“这与北京市无关。你们只请中国作协，谁去参加我问过中宣部就是了。”我说：“老舍先生再三嘱咐，请您本人务必参加。”小川同志说，中国作协去两人吧。他向中宣部打过电话，就定下名单来。关于全国青年创作者代表会议北京代表团里的人员有三人列入了这个名单供选择，王蒙、邵燕祥、刘绍棠。小川同志讲了一些赞赏王蒙的话，但他经过考虑，认为：如果请他们三个人参加这次聚会，容易产生一种错觉，似乎未来的北京作协将安排他们任领导职务，而这些事还没经北京市委研究过，似乎不妥。最后，小川同志一再表示，意见仅供参考。
那天，以老舍的名义在萃华楼请客。茅盾先生最早来到，老舍先生很高兴。两人坐下来叙谈，老舍又谈起那个话题：社会主义戏剧，能不能写悲剧?两人谈得很热烈。当时我想：这场面，老舍先生怎么又谈起这个话题?为什么不听听茅盾先生关于成立北京作协的意见呢?又一想：也许老舍难得有机会和茅盾先生轻松地交谈，又很想听听茅盾先生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吧!我忙着招呼陆陆续续到的客人，也顾不上听二位老人的意见。最后来到的是小川同志，他骑辆旧自行车，半路上车坏了，推着车赶来，满头大汗。老舍先生对我说：“怎么不派车接小川同志?”我说：“以为中国作协有车……”小川同志很平易近人，连说：“我喜欢骑车，喜欢骑车!”
只等冰心同志一到，全体人员就到齐了。
我去打电话，冰心同志说：“实在抱歉，今天有事我去不成了。给你打过电话没人接，现在才通知你。”
我说：“您还是来吧!大家都盼着您来呢!您推掉别的活动，我派车去接您。好吗?”
冰心同志说：“今天的事我离不开。你不要对别人讲，会后可以悄悄告诉老舍，我的孩子今天结婚，全家聚餐。这事儿我可是重要角色啊!”我哦了一声，说了几句祝贺的话，就回来告诉老舍先生，冰心同志有事离不开，问候大家。老舍先生说：那就请大家入席吧!
那时，工作没经验，也不懂排座位，大家随便坐，结果茅盾先生和老舍先生没坐在一桌。等发现这情况，也不好再改变了。开始，老舍先生以主人的身份讲了几句话，后来就是席间随意交谈，各桌说说笑笑很热闹。桌上放了两种酒，老舍先生面前，斟了一杯白酒一杯红葡萄酒。席间，茅盾先生从另一桌走过来，面向老舍先生，手举酒杯，一字一句地说：
“我看，还是各尽所能吧!”
老舍先生举起斟满白酒的酒杯，先面向茅盾先生举杯，又面向大家，激动地说：“茅盾先生说得好!各尽所能。”
茅盾先生也举杯向大家致意。大家举杯饮酒。
茅盾先生向老舍微微点头，又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那天，大家情绪都很好，散席以后，还在互相交谈着。
老舍先生说：“让车送客人吧。我离家近，走回去。”
客人一一告辞后，我送老舍先生回家。
老舍很兴奋，脚步显得轻松悠闲。大街上，人来人往，时而发生拥挤，老舍先生就在商店门旁停住脚躲开行人。
“茅盾先生讲得好啊!各尽所能。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就应该这样!古今中外留下那么多感人肺腑的悲剧剧本，社会主义戏剧，悲剧就灭亡了不能存在?茅盾先生毕竟是作家……”
我听了这话一愣，说：“我把茅盾先生的话，理解成喝酒了。我以为各尽所能，是指喝红酒白酒呢!”
老舍先生一笑，说：“茅盾先生的话，是经过认真思考的!”
当时，已经开始整风运动，上级很注意各种言论，领导几次动员我带头发言，我都没发言。我觉得这时候谈论悲剧的题目，似乎不妥。但我也不好说什么，就默不作声。
老舍问我：“冰心家今天有什么事?”
“她的孩子今天结婚。冰心同志嘱咐不让大家知道。只告诉您一个人，因为您和她的孩子们很熟。”
老舍先生说：“是哪个孩子结婚。”
我说：“当时匆忙，没详细问。”
老舍说：“我要送份礼物，表示祝贺。”
我问：“送什么呢?”
老舍先生说：“选一幅国画吧!”
我说：“青年，大都不喜欢国画。现在有谁还在屋里挂国画呢?”说完，我就后悔了。因为我结婚时，老舍先生送我两张国画，是胡佩衡先生和于非暗先生画的。老舍先生题写上款时，写（羽卒）琳，羽字头从上半部移到旁边，变成了横宽形的字，还风趣地说：“你那么瘦弱，这样写就胖多了。”
那两幅国画我从来没悬挂过，因而无人知道，文革中少了许多灾难，这是后话。当时，我自觉失言，这不等于说我不喜欢老舍先生送我的结婚礼物么。而且，又联系到对国画的看法……
老舍先生对我的话并不在意，却说：“可惜，茅盾先生的话，大家没听明白……”
他又回到悲剧这一话题上来了。
追求、探索、思考、实践，美好的愿望，艰难的跋涉，沉重的脚印儿……
老舍曾梦想完成一部最感人的悲剧，结果，他在一出惊心动魄的悲剧中成了主角，演出在人生的舞台上。
孰是孰非?
老舍先生和许多老朋友平时来往不多，大家都忙，而且政治运动不断，老舍和文艺界的朋友见面多是在会议上，很少有机会互访。去欧阳予倩老人家，是少有的事。
老舍参与社会活动很多，但大都是场面性的。他似乎很孤独，常常静坐沉思默想。他对许多问题苦苦的探索、思考，并且很认真地学习。他自己花钱订了《文艺报》。有一次，不知什么原因，《文艺报》少送了一期。老舍先生几次打电话问，《文艺报》来了没有?因为找不到这期刊物，又过了月，外边买不到，我就鼓起勇气给《文艺报》编辑部打电话，说明情况，希望能从内部为老舍先生买一本，因为老舍先生还要把全年的《文艺报》合订成册，不能少一期。《文艺报》编辑部的同志回答说：“编辑部不卖刊物，都是留作赠阅的。”我问能不能送老舍先生一本呢!老舍先生在中国作协也任领导职务呢!编辑部回答说：“赠阅刊物的名单里没有老舍呀，这事要请示。”过了两周，没见寄刊物来，也没有回电话，我只好到处去找，最后从一位老作家那里找来一本，对老舍先生只说送报过程中丢失一份《文艺报》，后来给补送了一本。虽是过期刊物，老舍却很认真地看过。
这件事说明，老舍是文艺界的散兵，他不在某些文艺圈子之内。
一年后，原东德两位戏剧家来中国访问，他们的日程很紧张，但还是安排了半天拜访老舍，老舍特别准备家宴招待。前一天，老舍来市文联办公，嘱咐我一些有关招待外宾的具体事项。这时《文艺报》打来电话，他们有两位编辑要求参加老舍先生招待东德戏剧家的活动，准备将中德戏剧家的谈话记录整理后，在《文艺报》上刊出。我请示老舍先生，谁知老舍很干脆的回答：“我是自己掏钱请客，没准备他们的饭!”我觉得这话太生硬了，不知在电话里怎么回答才好。老舍先生坚持说：“你就照我的话讲。”我很为难，但也只得婉转地把话讲明，说这次是老舍先生个人接待东德朋友，很简单，只准备了三四个人的便餐。谁知《文艺报》的同志很坚持，说他们不吃饭，只听谈话。我就没话讲了。
这事我觉得很为难。《文艺报》的同志也是为了工作，这样回答似乎不礼貌。可能老舍不喜欢有记者参与他的家宴，那样会使随意交谈的轻松愉快气氛受到影响。老舍喜欢朋友间的自然交谈，如果记者将这种谈话加上自己不同的理解传播出去，也是使人烦恼的事。老舍并不知道我向《文艺报》讨一本刊物遭拒绝的事，但《文艺报》很可能把这事联系起来造成误解。考虑再三，那天，只好请楚琴代替我去老舍家中帮忙招待外宾，我借口有事躲开了。我对老舍那种不顾情面的讲话方式不大习惯，我喜欢冰心的风格，即使对她不赞成的事和人，她也不会使对方难堪，最多是以沉默表示拒绝罢了。老舍对某些事，有时会针锋相对，在幽默的语言中蕴含着一定程度的尖锐，甚至使人感到有些尖刻。但老舍和冰心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从不讲违心的话。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从来没有违心地伤害人。
冰心曾写过：
昨天游园，有人问我，你为什么喜欢玫瑰花?
我说，因为它有坚硬的刺，浓艳淡香都掩不住她独特的风骨。
老舍曾赞赏花椒树：
它有尖硬的刺，还有青红色麻辣味儿的果实。
恰好象征了他们的风格。
老舍和冰心，都在海外生活过多年，熟悉东西方文化，他们还代表新中国出访过许多国家，参加过不少国际文化活动，见多识广，面对文艺学术领域的课题，他们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这是很自然的事。但在出访来访的文化交流活动中，他们最看重的是新中国的尊严。为此，老舍认真地学习，无论是政策、理论，还是重点文章，都一字一句地反复阅读。
后来，反“丁陈反党集团”，批判《文艺报》，许多评论家作家们，几乎一致地表态紧跟这次批判，从不同角度阐明了这种批判的正确性。老舍却有为《文艺报》申辩的言论。北京市传达布置学习时，老舍对一位领导说：“《文艺报》是在中央直接领导下的刊物呀，白纸黑字印出来，上边都是看到的!如果真的出了问题，也不能完全是《文艺报》的责任。孰是孰非?应该实事求是。我看了《文艺报》，如果接受了《文艺报》的观点，那就是我的问题，我又不是小青年，长着脑袋干什么的?到这会儿了，我找《文艺报》算这笔帐去?要批，我只能批自个儿喽!”
市里的领导同志耐心地对他解释：“这是政治立场问题，也是态度问题，不理解可以等待，但不能唱反调。”老舍叹口气，不作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