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欲静而风不止。”这是五六十年代人们很熟悉的警句。
如果从自然规律理解这话的寓意，是很富有哲理的。狂风拔起老树，巨雷劈倒大树，并非少见的情景。大树老树虽然根深枝繁叶茂，但它对风的阻力大，树冠高挺，触雷遭电击首当其冲。大自然给予人类很多启示。所以有“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这；行高于众，人必诽之”的古语。
老舍先生曾感叹说：“年轻人，总急着出名，他们不知道，名人不是那么好当的。成了名人，那名字就不只属于你自己，有更多的社会义务。当名人，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甚至牺牲个人的自由……”
这是一位知名作家的深切感受。
新中国建国后，十七年的岁月里，老舍得到人人注目的荣誉、地位、职务，他曾代表新中国出访不少国家，也出席各种国际活动，他在文艺界多种领导机构中都有头衔儿，又是全国人大代表，是备受尊重的名人。但他的艰难路程和内心的苦闷却少为人知。这里蕴含了悲剧的实质。它留给后人许多启示。
五十年代，许多文艺界知名人士和北京有着亲密的联系，在文学艺术活动中，在新中国的文艺事业发展历程里，留下了他们闪光的脚印儿，在北京开拓文学园地，培养作家艺术家队伍，进行了开荒撒种的工作。老舍以他广泛的社会影响和知名度，成为重要的角色，发挥了作用。这时期里，我曾作过老舍先生的秘书工作。往事像散落的回忆中的珍珠碎片，仍能感觉到那耀眼的光辉。叙述往事的片断，就像咀嚼橄榄一样，直到今天，才真正体会到那其中的意味。 投湖，无言的自白 文革初期，红卫兵闹得全国天翻地覆时，我成为专政对象。通过审讯我，得知老舍先生投湖了。当时，我并不感到惊讶。我认为，以老舍的性格，那是必然的结果。
老舍这个人，从不说违心的话，很讲骨气，宁折不弯。他和人交往，坦诚相待，对方地位多高，权势多大，决不捧场，也不随声附和，总是提出自己独立的见解。对地位低的所谓小人物，他也不摆架子，而是倾注一片热情。
老舍很有个性。他的传统文化观念很深，把人的尊严，看得很重，“士可杀不可辱”，决不屈从于强权淫威。他在欧美诸国多年，受西方文化熏陶，尊重人格是他处世的原则。他对任何人，各级首长、一般干部、司机收发、不相识的街头小贩……都亲切自然地称呼您。他热爱新中国，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满腔热情地歌颂和赞扬新社会，真心实意地为新中国的一切需要尽心尽力，但对某些问题他有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从不人云亦云。他赞成的事，总是主动表态，例如支援抗美援朝，公布婚姻法，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报纸上社论一出现，他就打电话：
“我的表态文稿已经写好了。向上级汇报或者发表，您就根据这份文稿处理吧!”
可有些问题，老舍决不轻易表态。
记得五十年代，前苏联曾公布一起医生专家谋害国家领导人的大案，震惊了世界。我国的报纸以显著标题报道了此事。上级了解各方面的反映，老舍是代表性人物，自然在名单中。我到了老舍家，提起此事，老舍板着脸，一字一句地说：
“我是中国人，怎么可能知道苏联的事实真相?”沉默片刻，仿佛自言自语般说，“粉身碎骨，坚持事实，历史会做出公正的结论。”
当时，老舍的神情似乎很沉重。
还有一次，前苏联公布了贝利亚事件。上级在当天上午要知道老舍的看法。我问到此事，老舍立刻回答：
“《人民日报》上是这样写的。我不可能比《人民日报》知道得更多。”
肃反运动中，有一次请老舍先生到文联主席办公室来，列席一个小型的会。负责人布置思想动员，在这少数人的会上详细地介绍了一个例子作为示范：一位著名的党员老作家，领导自己单位的肃反运动，一开始工作，就把自己的老婆打成了反革命，隔离审查，重点揭批等等，接着又介绍说，这位老党员因此多么有威信，立场坚定，敌我界限分明，党性强，觉悟高，是党员和干部学习的榜样……
讲完以后，会上的人哑口无言。这位负责人又特别问：“老舍先生有什么意见?”
老舍硬邦邦地说：“我想问一句，那位老作家的老婆，究竟是不是反革命?这是问题的关键!”
那位负责人坦然地回答说：
“最后审查清楚了，不是反革命，也没有政治问题。但那位老作家的做法对肃反运动的深入开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教育大家，为了革命的需要，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表现了对党的无限忠诚!”
老舍双目直视着这位领导人，落地有声地说：
“这样的事，我办不到。”
会场上一片沉默。老舍在众人沉默中起身离去，没和任何人打招呼。
我呆住了。直到老舍先生走到院子里，我才跑出去为他安排车。老舍默默地坐进汽车里，面孔阴沉。
我回到办公室，那位领导人严厉地问：“老舍说了什么?”
“一句话也没讲。”
“你说了些什么?”
我说：“‘开车送老舍先生回家’。这，司机可以给我证明。”
有一次，北京市文联在中山公园开理事会，会议似乎内容很多，中午用餐后接着开，直到下班时间以后才散会。老舍说：“让车送年纪大的理事，我离家近，走回去吧!”
送走了理事们，我送老舍先生回家。公园里游人已经很少，显得空旷而寂静。从古老的松柏树下走过，有些凉意。走到中山公园北侧，老舍在御河边的栏杆前停住了脚，望着静静的河水，叹了口气。暮色苍茫，河对面故宫的高大城墙变得模糊起来，像是一面巨大的影子。老舍望着御河的水凝神沉思，仿佛在梦中。后来，像喃喃自语般慢慢地说：
“三五反运动中，有的朋友跳进这条河里了。”
停顿了一下，他语调激动地说：“他没有贪污么!怎么能承认是大老虎呢!”
我说：“那也不该跳河!”
老舍神情庄严地说：“这也是一种表达意见的方式吧!”
我轻声说：“这种表达意见的方式不可取。如果是党员，还要开除党籍，定为背叛党，背叛革命。”
老舍默不作声，一动不动地凝望着河水，像一座雕像。
凉风阵阵，树影摇曳，幽暗的河水，仿佛深不可测。
我说：“天晚了，风有些凉。您该回家了。”
老舍又静静地站了一会儿，才慢慢转过身来，脚步沉重地走出公园。路上再没讲一句话。
老舍回到家，我就喊小莉。她是老舍先生最喜爱的小女儿，长得很漂亮，又极聪明，常常给老舍极大的安慰。小莉刚从里屋跑出来，老舍先生却回到他的写作间去了。
老舍先生在御河边的情景和神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久久映在我的记忆里。但我从未对任何人讲过。
文化大革命初期，老舍投湖，人们觉得是个谜。实际上，在文革的惊涛巨浪掀起之前，已经风满楼了。当时，思想学术界拔白旗，许多知名学者受了批判，作为白旗给拔除了，批倒了。学术界的紧张气氛，高等院校的情况，老朋友们的处境，一一在目，老舍对自己的结局，是不会没有思考的。当时，有人已经整理了老舍的材料，供批判用，并送到了印刷厂，后来又把这些材料报废了，当然，老舍自己并不知道。
有一点老舍心里肯定很明白：在强大的政治斗争漩涡里，个人的力量是很微弱的。
尽人皆知，以周总理的威望和身份，都不能力挽狂澜，他费尽心机地保护一些人，尚且那么艰难，一个文人老舍，怎么能保住自己和老朋友们?
人们都认为老舍是文化界知名人士中的得天独厚者，而作为一位世界著名的作家，他对自己的力不从心，那种痛苦和迷惘又有谁知道?老舍的经历和心态，在广大知识分子队伍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面对新的课题 五十年代初期，组织分配我作老舍先生的秘书工作。
我对老舍的第一个印象是：一位年迈的老人。其实，他才五十岁。可我总觉得，他是年纪很大的人了。冰心和老舍是同代人，我对冰心却没有这种感觉。
老舍怀着满腔爱国之情回到新中国，他倾注全部心血，愿为祖国的建设做出贡献。全国人代会上，毛主席和他交谈，他回来后兴奋不已，向全体工作人员转述。周恩来总理请老舍夫妇、曹禺夫妇到家中作客，老舍讲起此事，非常激动，他不止一次感慨地说：“总理尊重艺术家，非常重视艺术家的意见，他总是在轻松愉快的说说笑笑中，就阐述了方针政策，对许多难解的问题给予了回答。”
老舍学习很认真。他还自费订阅《文艺报》，每一期每一篇文章都认真看。但他在艺术追求方面，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并很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肯盲从，也绝不作无原则的吹捧。当时，一位革命资历很长的女作家，写了一部小说文稿，请老舍先生看，希望他能公开发表意见。过了些日子，这位老作家亲自到市文联主席办公室来听取意见。
老舍先生确实极认真地看了这部作品，并准时来到办公室。这位老作家进门坐下来，开门见山地说：“听听你的意见喽!”
老舍先生把文稿放在茶几上，直率地说：
“作品写得太干巴，缺乏文学性。”
这位老作家面孔严肃地说：
“我的作品就是不要月亮啊，星星啊，树呀草呀花呀的。我们无产阶级，不欣赏那些东西，那是资产阶级情调……”
老舍也满脸严肃地说：“那就不要拿给我看。我就是资产阶级。我喜欢太阳，也喜欢月亮星星，还亲自种树养花。”
于是两人沉默相对，再无语言。几分钟过去了，我在旁边不知如何是好，忙拿起暖瓶往两人的茶杯里添开水，慌慌张张竟碰倒了茶杯。我惊讶地发现：茶水顺茶几的玻璃面向下流淌，竟滴落在女作家那雪白的高跟皮鞋上。女作家却没有对我发怒。
那个历史时期，很强调工农化、革命化，批判一切装饰打扮行为，资产阶级情调是具有很重分量的批判词。我们是燕京大学的学生，从学校出来到工作岗位上，都扔掉皮鞋换上布鞋，开始还是统一发的毛边底子布鞋，男女统一的样式，圆口，不分左右脚。当时的革命队伍中，穿白色高跟儿皮鞋的仅只这一位女作家。这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新中国成立了，文化艺术工作面对新的时代，如何肩负起新的任务?这是很迫切的问题。人数不少的戏曲界人士，流浪街头的盲艺人，从事个体劳动的国画家……都面临着新的课题。如何适应新时代的需要?
老舍先生是北京市文联主席，北京的文化界人数居全国之首，众多戏曲界、国画界人士成为老舍家中的常客，老舍先生都热情接待，尽心尽力帮助。许多从未接触过革命文艺的文化人、演艺界人士，要为新社会做贡献。文化事业要发展，不能撇开这批人，怎么着手组织起来?老舍和赵树理带头组织了大众文艺研究会，组织老文人写戏曲剧本、曲艺段子，老舍自己带头写相声、鼓词、曲剧……
当时戏曲还都是戏班，并没有国家津贴，老舍先生很急切地呼吁：“戏曲界那么多人要吃饭哪!而且艺不能荒，总要演出啊!要多一些人写剧本。”
国画家多是画山水、花卉、鸟兽，有一种论调认为这不能为政治服务，于是出现了山水画中生硬地加入红旗飘扬、拖拉机奔驰等画面，老舍先生很不赞成，他一次又一次地发表意见：“国画具有民族艺术之魂。画中意境、艺术魅力，感人至深。生硬地塞进政治内容，破坏了艺术，也没有了政治。”当时，国画没有市场，又没有出版的机会，老舍甚至亲自帮国画家卖画。国画大师齐白石先生的画，一个扇面才五元钱，一幅裱好带轴的画才一百多元，在市文联主席办公室，摆满了国画，你来看，我来看，可没什么人买。
老舍先生说：“你留一把齐白石老人画的扇子吧。我出钱。”
我摇摇头，说：“这是男同志们用的扇子呀!”
老舍说：“你不用，保存着也好么。”
我说：“不要。宿舍里连个书桌书架儿都没有，还保存扇子?往哪儿放啊!”
只有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曾平买了一把齐白石老先生画虾的扇子，付了五元钱，还说：“老舍亲自为齐白石卖画，一幅也卖不出去，总不大好，我就买了这扇子吧!”
除他之外，再没第二人买。老舍先生无可奈何，就自己买下许多画存放在家中。
于是有一种舆论，说老舍先生旧意识很浓，欣赏趣味，结交来往的朋友，大都是旧艺人、旧画家、封建文人等。还说他把浓厚的旧意识带进市文联机关来，主席办公室变成旧文人的据点儿了。老舍赏识的干部也是旧意识旧作风的典型，像金受申、金寄水、汪曾祺……其实这些人工作勤勤恳恳，从来不招谁惹谁，更没有伤害过谁，他们除了工作，很少言语，更不参与任何是非矛盾，可不知为什么，有人总是看他们不顺眼，并且和老舍挂起钩来。幸而老舍对这些议论全然不知，不必为此而伤心。我却感到压力，未免诚惶诚恐。我很爱冰心，她早期是从燕京大学出来的，后来我也在燕京大学读书，燕京大学是和美帝国主义联系起来的，伟大领袖又写过《别了，司徒雷登》的专论，老舍又是从美国回来的，如果哪位积极分子用政治眼光一联系，就够我受的。虽然我从中学时代就参加学运，在地下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但这也不能为我打保票，在政治运动里不受冲击。可我不敢对任何人讲，只在心里时时提醒自己小心谨慎。
抗美援朝热火朝天。人事保卫科一位女干事交给我一张宣传画。画面上一只大手伸向前，迎面指着你，文字是：“你为前线做了什么?”画中人物的眼光严峻逼人。这位女干事说：
“你把这张宣传画贴在醒目的地方。主席办公室也该有点革命气氛了。”那语气，那神情，很像是……市文联主席办公室，只有主席办公桌对面有一面墙，其他几面都是门，办公桌后是柜橱，我就把那张宣传画贴在主席办公桌对面的墙上。正巧老舍那天来办公，在办公桌前坐下来，一抬头就看见那张宣传画，老舍愣了一下，静静地看了几分钟，没有言语。我把信件等拿给他，他一边处理信件，不时地抬头看那张宣传画，目光很专注。我也不知说什么好。一会儿，汪曾祺来了，进屋看见那张宣传画，不以为然地大声说：“怎么把主席办公室弄得像中学生宿舍?”
这话吓了我一跳。人事保卫科就在文联主席办公室旁边。汪曾祺这人从不讲违心的话，可他对政治斗争的严酷性像儿童一样全然不懂。汪曾祺离开办公室以后，老作家端木蕻良来了，谈几位作家的文稿。老舍先生离开的时候，还对那幅宣传画认真地看了几眼。老舍走后，端木老师悄悄对我说：“把那张宣传画取下来。”
那张宣传画只贴了半天。
女干事特别问我：“那张宣传画呢?”
我说：“团支部活动布置会场借去了，没还回来。”
幸而，当时的人事保卫科长肖甲、吴瑜，毫无害人之心，只轻描淡写地说几句：“群众反映，注意点就是了。”后来的政治运动中，肖甲还极力为汪曾祺、姚锦遮风挡雨，在当时，实在难得了。
老舍的住宅，北房东屋是卧室，当中两间是客厅，通客厅的小西屋是老舍的写作间，窗外的天井成了小小的花房，老舍先生自己种花养花。老舍先生喜欢菊花，每年菊花盛开时，老舍就备家宴邀市文联的干部到家中赏菊，饮酒，说说笑笑，很是热闹。院中有一棵柿子树，树干不高，结的柿子却很多，成熟的红柿子，像灯笼一样悬挂在碧叶绿枝中，十分耀眼，老舍很喜爱这棵柿子树，常常引客人欣赏它的累累果实。老舍说：“过去官宦人家看不起柿子树，可它是贫寒人家的宝树，果子能当粮，平民百姓谁家不吃柿饼?柿子霜还是好药材呢，治口疮神效!”说到菊花，老舍更是神采奕奕，总喜欢领人观赏他的财富，指着花朵赞叹：“别看它花瓣儿柔嫩，可抗得住风雪严寒，盛开在百花凋零时节。”
老舍虽然是著名的老作家，却面对许多新课题，那不是文学创作水平和技巧能解决的。当时的口号是：文艺为政治服务。
老舍真诚地响应党的号召，带头写了不少配合政治宣传政策的通俗文艺作品。他认为这是自己应尽的义务。
“国家大事，文艺界不宣传，谁宣传啊?魏喜奎要宣传婚姻法，没本子，总得有人给她写呀!别看不起通俗文艺，老百姓需要啊。大作品要写，而且要写好，曲艺、快板也不可缺。我们国家不识字的人还多着哪!”
老舍多次讲过这样的话。
倒是一些从解放区来的知名作家，对通俗文艺并不关注，甚至表现出某种程度的轻视。作为解放区一面旗帜的赵树理，也并未见他在文艺界有多少实质性的权势和地位。他在市文联挂副主席的衔儿，竟然出现过他忍无可忍地向一位副秘书长下跪的事，似乎他不懂副主席比画秘书长的官位高，他也不会利用职权处理自己的下级，竟然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他写的快板、唱词，在文艺界有多少人真正重视，实在难说。老舍和赵树理，心中都装着老百姓。然而，老舍在小说、戏剧创作的实践中，确实面对许多新的课题。
老舍想写出自己满意的、艺术上成功的作品，必须从理论和创作思想方面对许多新课题进行探索和思考。
这需要勇气，也需要支持，还需要借鉴老朋友们在实践中的追求和成果。他特别关注曹禺、巴金的创作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