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荻涌
日本是海外第一个翻译介绍老舍作品的国家。早在50多年前，日本就开始译介老舍的小说。第一部译成日文的老舍作品是《小坡的生日》，1940年由兴亚书局出版，译者署名“兴亚书局同人”。次年，奥野信太郎翻译出长篇小说《赵子曰》，在日本大型综合性杂志《中央公论》连载。1942年，神谷衡平翻译了《牛天赐传》。1943年，老舍的优秀小说《骆驼祥子》由竹中伸译成日文，第二年由新潮社出版发行。由于当时日本与中国正处于战争状态，所以老舍的这四部小说在日本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
二战结束后，老舍作品受到欧美各国的重视，美国、英国、法国相继翻译出版了《骆驼祥子》、《离婚》等小说。这种国际性的“老舍热”对日本汉学界也产生了影响。1951年，日本爱知大学教授铃木择郎等人翻译了老舍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译本出版后立即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受到各阶层读者的欢迎，很快成为一本畅销书。许多作家和评论家纷纷撰文介绍这部小说。《四世同堂》之所以在日本引起轰动，主要是因为它触动了日本民族内心的隐痛。战后，日本经济虽然开始复苏，但战争的创伤依然存在，人民生活非常贫困，思想也极为苦闷。日本人民终于认识到对外侵略战争不仅给他国人民，也给自己的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开始进行历史的反省。中国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蒙受的损失最大，所以，反映抗战时期沦陷区人民苦难生活和英勇抗争的巨著《四世同堂》便唤起了日本民族的忏悔意识，引起了他们对侵略战争的深刻反省。
日文版《四世同堂》的问世，标志着日本译介老舍作品的热潮已经形成。仅在1954年至1955年两年之中，日本翻译家便译介了老舍的下列著作：《老张的哲学》、《离婚》、《龙须沟》、《春华秋实》、《东海巴山集》、《老舍作品集》等。40年代翻译的几部老舍小说此期也重印或出现了新的译本。
60年代至70年代，日本出版的老舍小说新译本较少。到了80年代，老舍作品的译介又重新在日本兴起，除上述已翻译的作品又出现新版本之外，《猫城记》、《茶馆》、《文博士》、《二马》、《正红旗下》、《月牙儿》、《黑白李》、《上任》、《我这一辈子》等作品也被译成日文。其中许多作品出现了多种译本。如《骆驼祥子》有6种以上译本，共出版了10多版。日本还出版了10大卷的《老舍小说全集》，将老舍各个时期创作的重要的长、中、短篇小说几乎全部收录进去。老舍的剧作也翻译了不少，其中《茶馆》、《龙须沟》、《西望长安》、《宝船》、《方珍珠》等话剧还在日本上演。
据不完全统计，老舍作品被译成日文的有30多种。在日本编辑出版的各种百科全书、世界名人词典中都收入了有关老舍的条目。在各种文学大系丛书里，也专门设立了“老舍篇”。日本各大学的中文专业，均把老舍作品列为基本教材。
日本对老舍作品的研究，始于40年代初期，与翻译老舍作品的工作基本上是同步的。最早的论文有奥野信太郎为《赵子曰》写的《题解》、太田辰夫的《老舍及其作品》、武田泰淳的《关于老舍的近作》、小川环树的《老舍与鲁迅》等等。但整个40年代日本研究老舍的论文数量并不多，这主要是因为战争的干扰。50年代初期，随着《四世同堂》在日本的翻译出版，日本文艺界和学术界开始重视研究老舍的创作。大量关于《四世同堂》的书评在报刊上发表，带动了对老舍其他作品如《骆驼祥子》、《龙须沟》、《方珍珠》、《牛天赐传》、《东海巴山集》的评论。一些全面评述老舍创作的文章也相继发表，如冈崎俊夫的《狄更斯与老舍和沈从文》、仓石武四郎的《老舍年谱》、波多野太郎的《老舍的现实主义——中国近代文学史的一个系统》、斋藤秋男的《老舍的创作》、伊藤敬一的《老舍》等。60年代前期研究文章减少，后期逐渐增多。比较重要的论文有大芝孝的《老舍的戏曲》、吉村尚子的《老舍〈四世同堂〉中的女性语言特征——以〈惶惑〉、〈偷生〉为例》、中野美代子的《老舍——“从幽默到正经”之路》、林直史的《城市贫民——车夫和女仆的世界》、新开高明的《从老舍〈四世同堂〉中所见到的战祸和北京知识分子》、藤井荣三郎的《〈牛天赐传〉的意义》等。70年代至80年代初，日本发表的老舍研究论文仍然较多，如伊藤敬一的《老舍的世界》、今野美保子的《老舍的作品》、中野美代子的《〈猫城记〉及其评价——一个作家的命运》、横山永三的《老舍与英国》、日下恒夫的《老舍与北京话》、杉本达夫的《老舍与抗战剧》。1983年，日下恒夫等人将日本翻译研究老舍的文献目录编成《老舍书志》（日本篇）一书，里面共收文献目录390条。该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自40年代以来日本译介和研究老舍作品的情况，受到各国学者的高度重视。
日本学者是怎样认识和评价老舍的呢？
一、关于老舍的文学地位。许多日本作家和学者都充分肯定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并认为这种地位主要是由老舍的小说创作奠定的。《骆驼祥子》的日文译者之一立间祥介向日本读者介绍说：“老舍是现代中国的代表作家之一，也是古都北京的代表作家。”他对老舍的《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作品评价很高。他这样评论的《四世同堂》：“这是在北京长大成人的老舍所写的一部成功之作，它不仅是他本人的一部代表作，也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部优秀代表作。”相浦杲指出，老舍是中国30年代与茅盾、巴金齐名的三大长篇作家。这是十分中肯的评价。从20年代末期至30年代，老舍陆续出版了《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子》、《小坡的生日》、《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骆驼祥子》八部长篇小说。这个速度在30年代的中国作家中是少有的。老舍的小说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除最早的《老张的哲学》、《赵子曰》结构较松散、思想深度尚嫌不够之外，自《二马》以后的其他作品，成就都比较突出。特别是《骆驼祥子》，堪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部杰作，是30年代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这八部长篇，奠定了老舍在中国文坛的地位，在当时，能与老舍比美的中国长篇小说作家，确实只有茅盾和巴金二人。
日本著名作家水上勉在《蟋蟀葫芦》一文中也给予老舍很高的评价。他说：“老舍在中国的地位，犹之乎志贺直哉之在日本。”志贺直哉（1883—1971）是日本大正时期重要的小说家，“白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主要取材于个人身边琐事，通过对点滴生活现象的描写来反映日本现实的黑暗，具有鲜明的人道主义色彩和现实主义倾向。老舍的小说，同样具有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运用的也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这两位作家都不热衷于描写所谓重大题材，而是着力勾画凡人小事，在对平凡人生的描绘中抨击社会罪恶。他们的文笔也都生动洗炼，清新隽永。水上勉的比较，确实抓住了老舍与志贺直哉创作的一些共同特征。但老舍小说的取材范围显然比志贺直哉要大得多。
二、关于老舍作品的思想性。日本学者一致认为，老舍的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他们对《骆驼祥子》、《猫城记》、《牛天赐传》、《四世同堂》、《茶馆》等作品的丰富的思想内涵尤为赞赏。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北浦藤郎认为，《骆驼祥子》真实地反映了20年代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它虽然“没有《红岩》那种积极精神和果敢的斗争，没有那些惊天地泣鬼神的壮烈场面，但它总给读者一个预感，即使人感受到那种郁积着的沉重空气，它不久就会爆炸、破坏和烧光一切。”他还指出，在黑暗的现实环境中，作家写出祥子的毁灭是合乎逻辑的。京都产业大学教授藤井荣三郎则写道：《骆驼祥子》“是老舍的代表作，也是中国近代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在日本近代文学中，从未产生过这种类型的作品。”“祥子的命运把他引导到死亡，但总给人们留下一些生命之光，甚至让人预感到将有无数祥子再生。”翻译《老舍作品集》的冈本隆三指出：“通过《骆驼祥子》，中国文学如此渗透于日本人民中间，我感到非常惊奇！我认为只要生活在允许恶习存在的社会中，不管什么人，他的内心里或多或少都存有阿Q失败主义和祥子的奴隶个人主义，这是对现实的一种妥协！所以，这种描写手法尽管陈旧，但《阿Q正传》、《骆驼祥子》仍然感动了很多日本人。老舍由于写了在日本侵略下与现实妥协的祥子，从而开放了一朵最巧妙的浪漫之花。祥子至今仍然活在日本读者心中，因为它影射了日本现实中的尖锐化问题。”藤井荣三郎对《猫城记》的分析也颇精辟：“《猫城记》描写猫人国的灭亡。这是老舍向中国人预报中国有灭亡的危险。”“这里写的猫人国的事情，完全与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事实相符合。猫人国的人们的卑鄙、傲慢、懒惰、利己主义、恐外、互不相信、自我欺骗、怯懦、更甚的是逃避现实和低能，可以看出这正是鲁迅终生抨击的中国人的民族性。”日本学者认为，老舍的作品讽刺和批判了中国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显示出作家对社会现实多方面的关心，主题都是很严肃的。尽管日本学者的观点有可商榷之处，但总的来说，他们的看法是符合事实的。
三、关于老舍作品的艺术性。日本学者对老舍作品的艺术成就十分赞赏。北浦藤郎写道：“车夫祥子被描写得栩栩如生，手脚的动作，跑的姿势，都令人读来如同目睹，连体臭都闻得见。”他又说：“老舍早期的作品有为幽默而幽默的缺点，但在《骆驼祥子》一书中，一扫积弊，风格敦重，文字凝炼，没有一句废话。”立问祥介认为，《骆驼祥子》获得成功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充分搜集了素材，经过反复推敲、精心构思之后才开始动笔的。因而写起来得心应手，收到了较好的效果。”王育德在《中国名著鉴赏与批评》中撰文高度评价《二马》：“《二马》属于继《老张的哲学》（1926年）、《赵子曰》（1927年）后的早期作品。作品中既有辛辣的讽刺和轻妙的幽默，也有细腻的描写。老舍潜心研究了过去的创作经验和英国近代文学，因而在表现近代文学特色的心理分析与精雕细刻方面，该作品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藤井荣三郎对《牛天赐传》的结构甚为钦佩，他说：“《牛天赐传》首先引人注目的是作品的结构，……故事是如实的一笔岁月流水帐。但仔细一玩味，这个小说每段都有小主题。每个小主题又无不和总主题相呼应，有如一曲乐章，一个主旋律反复出现。”他对老舍的《文博士》也评价很高：小说“幽默里掺着苦味。老舍的观察是入木三分的，世俗人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钻营私利无孔不入，描写得淋漓尽致。”日下恒夫在《老舍与西洋——从〈猫城记〉读起》一文中，考证了《猫城记》里反复出现的中心词语“毁灭的手指”，认为小说运用的是“圣经式的思考方法”，“是一部明显地看得出受到西洋文化影响的稀罕作品。”谈到老舍艺术风格与西方文学的关系，实藤惠秀曾指出：老舍“受狄更斯的影响很深。狄氏的作品以和平的小市民为核心，笑咪咪地批判那充满了矛盾和非理的社会存在”。的确，老舍作品描写的对象和抨击的方向，与狄更斯基本上是一致的。就连老舍的幽默风格，也是在狄更斯等英国作家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日本学者对老舍作品的结构、语言、具体表现手法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研究，有些观点是我国学术界从未提出的，很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认真思考。
日本对老舍作品的译介和研究如此重视，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老舍的作品契合了日本人民的审美理想，满足了他们的审美需要。日本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城市化程度都很高，因此有一个庞大的市民阶层。这个阶层的读者当然最喜欢阅读反映市民生活的作品。老舍的小说和戏剧在取材上正好与他们的爱好相吻合。老舍的创作不管是早期、中期，还是后期，基本上都是以城市市民阶层为描写对象，写他们的苦恼、欢乐、追求、理想，特别是注重反映城市下层贫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生活和命运，对他们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表现出深厚的同情。这种“庶民性”和人道主义立场，对日本作家和广大读者是颇具吸引力的。由于同处东亚和历史上的交往，中日两国的社会发展和文化演进有许多相似之处。两国的市民阶层在社会地位、生活命运、文化心理、风俗习惯等方面有不少共同点。加之自17世纪江户时代以来，日本文学一直有着反映市民生活的传统，日本人已经习惯欣赏那些描述东京庶民悲欢的小说戏剧，因而对老舍笔下的北京市民的喜怒哀乐很容易产生兴趣。老舍作品中常见的手工业者、小商贩、车夫、艺人、拳师等下层社会三教九流的人物，在日本社会并不少见，日本读者对这类作品极易产生亲切感。尤其是日本战败以后，城市小市民阶层的生活极其贫困，精神极端苦闷，这使他们对老舍的《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作品加深了理解和认识，从中获得了深刻的人生体验和独特的审美享受。
其次，老舍作品的艺术风格比较投合日本读者的口味。老舍在英国生活了五年，阅读过大量的英国文学作品，斯威夫特、狄更斯等人的幽默讽刺小说对他影响很大。近现代日本文坛上的一些著名作家，如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佐藤春夫等人也深受英国文学的影响。曾留学英国的夏目漱石（1867—1916）创作的长篇小说《我是猫》，就吸收了英国文学的优良传统，对日本社会现实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尖锐的嘲笑。作家运用幽默滑稽的语言，揭示了资本家唯利是图的贪婪本质，抨击了日本警察制度的罪恶和腐朽。夏目漱石等人的作品深受日本人民的喜爱。老舍与他们有着共同的文学渊源，有着相近的艺术风格，自然容易为日本读者所接受。日本学者也感觉到了老舍与夏目漱石的共同之处，故经常将他们二人放到一起进行比较分析。早在1947年，尾坂德司就在日本出版的《新中国》14号上发表过《漱石与老舍的异同》的论文，此后这一类比较论文便时有所见。
再次，老舍的人品为日本人民所赞赏。1946年，老舍和曹禺根据美国国务院国际文化交流计划赴美讲学。在美国的四年时间里，老舍除到各地观光之外，还抓紧时间创作长篇巨著《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饥荒》和另外一部长篇《鼓书艺人》。这种忘我工作的精神，使日本作家非常钦佩。1948年，老舍为帮助美国人艾达·普鲁依特将《四世同堂》译成英文，推迟了回国的日期。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老舍这时正在美国住院治病，当他得知周恩来总理邀请他回国的消息后，立即启程回国，同年12月回到祖国。日本人对老舍放弃舒适生活，拒绝美国人的高薪聘请，毅然返回祖国参加建设的行动深表赞同。当时日本处于美国占领之下，老舍的这种爱国主义举动无疑引起了日本人民的强烈共鸣，以致日本学者仓石武四郎还专门撰写了《老舍归来》一文，对老舍先生表示出由衷的敬意。
1965年春天，老舍第一次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在日本的一个月零四天中，老舍拜访了许多日本名作家，还访问了一些日本中青年作家。当时老舍已是67岁的老人，早已担任了北京市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但他却以一个普通作家的谦逊态度，访问了数十位日本作家的私邸，使整个日本文学界深受感动。特别是作为晚辈、知名度还不高的中青年作家，更是为之感佩不已。老舍这种平易近人的“庶民”作风，以及他所作的《中日两国永远友好》的讲演，给日本文艺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本朋友说，老舍一行的访问，“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巨大足迹。”日本民族因受中国古代文化的熏陶，不仅重视作家的“文品”，而且强调“人品”，老舍在这两个方面都堪称模范，怎能不使日本人为之倾倒？他们称赞道：“老舍具有的庶民感情、智慧和正义感等于常人一倍”。正是因为如此，文革初期，老舍被迫害致死，才在日本引起了强烈震动。日本作家为了弄清真相，每次访华都千方百计打探老舍的存亡消息。后来中岛健藏了解到确切情况并告知巴金，中国作家才知道了老舍的死讯。老舍死后数月，世界上第一篇公开悼念老舍的文章《蟋蟀葫芦》问世，作者是日本作家水上勉。不久，日本便出现了一个悼念老舍的热潮。井上靖的《壶》、有吉佐和子的《老舍之死》、开高健的《玉碎》等都是影响较大的文章。特别是《老舍之死》一文，作者根据在中国的详细调查材料向全世界公布了老舍被迫害致死的情况。老舍的以死抗争、不在邪恶势力和强暴面前低头的精神，赢得了日本人民的普遍尊敬。这也是老舍作品在日本受到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从学习语言的角度看，老舍作品也是绝好的教材。随着中日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开始学习中文。老舍作品采用的是经过提炼的普通北京话，它对于日本人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有很大的帮助。老舍作品中的对话，是纯正的北京口语，写人写景也用口语。这种简洁有力、生动幽默的语言，天然地符合日本人的语言趣味。因为当代日本语正在竭力地摆脱传统的汉文的影响，作家们写文章也更多地趋向于口语化。如果说学习某一种语言也可以成为一种精神享受的话，老舍作品的语言便具有这种效用。诚如日本学者相浦杲所说：老舍的作品“都是用流畅的北京话来描写庶民生活的哀乐，充满独特的幽默感，使广大读者感到无比亲切。”60年代，仓石武四郎主持编纂《岩波中国语辞典》时，日本学者便已经以老舍作品作为词条辑选的基础。后来日本学术界又通力合作，编纂了一部《老舍语言辞典》，为日本读者欣赏和学习老舍作品的语言艺术提供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