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傅光明

对某一个作家的研究能成为一个现象，甚至一门显学，是与研究的规模、研究时间的持久和研究者自身的才华及学术贡献分不开的。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作家本人的文学世界就是一座开掘不尽的矿藏。没有这座富矿做依托，本事再大的“矿工”也无济于事。

　　从新世纪发端，回眸２０世纪中国现代作家研究，无论从哪个角度哪个层面都可以说，老舍研究不仅是中国现代作家研究里的重镇，更已经成为世界文学格局中的文学现象。

　　若论及中国现代作家研究的海外热，大概除了鲁迅，就是老舍，尤其在日本。这也许因为不论是在纯种的外国汉学家，还是海外华人学者眼里，透过老舍的文学世界可以折射出更多国民性的精神存在，还可以更好解读这个民族的生命状态和文化形态。但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前，尽管包括港、台在内的海外学者，其研究视角往往是开放和独到的，却由于意识形态的隔绝，纯粹而严肃的学术研究常失之于政治上的偏颇。

　　日本１９５１年就由中山时子女士主办，成立了“老舍读书会”，且活动持续５０多年，从未间断。很多大学把老舍作品作为学习汉语的教材。８０年代以后，日本再度兴起“老舍热”。１９８１年日本学研社出版了１０卷本的《老舍小说全集》。１９８４年，日本成立了老舍研究会，并每年举办一次活动，出版有《老舍研究会会报》。除了中国老舍研究会、北京老舍研究会和日本老舍研究会之外，还有欧洲老舍爱好者协会和美国德州的美国老舍研究中心。这在中国现代作家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日本的老舍研究专著，颇具代表性的有中山时子１９８８年出版的《老舍事典》，１９９０年以后出版的李宁的《老舍与漱石——老北京与老江户》，牛岛德次的《老舍〈骆驼祥子〉注释》和柴垣芳太郎的《老舍与日中战争》。日本学者杉野元子把日本的老舍研究归纳为六个主题：老舍与基督教；老舍与漱石；抗战时期的老舍；《四世同堂》；老舍与相声；以及作品的修改。

　　日本的作家学者对老舍之死这个题目始终关注，在老舍去世的第二年，著名作家水上勉就写了《蟋蟀葫芦》，以寄追悼之情。１９７０年，才偶从旧报端上得知老舍自杀消息的井上靖，随即写下著名散文《壶》，通过一个故事慨叹老舍一定是那种“宁为玉碎”的文人。１９７８年，开高健索性以《玉碎》为题，写了短篇小说，并成为川端康成奖获奖作品。有吉佐和子更是写下了报告文学《老舍之死》。１９８９年，中园英助又有短篇小说《彷徨湖》问世。１９９１年，冈松和夫写了另一篇小说《太平湖》。２００２年，日本老舍研究会会长杉本达夫，连续写出《关于老舍之死的断想》两篇。

　　法国学者巴迪也一直对研究老舍之死有兴趣。他的《死亡和小说：论老舍的自杀》是篇颇为厚重的论文。相信湖北学者吴永平翻译尚等待出版的巴迪学术专著《小说家老舍》，会为老舍研究提供新的学术视野。他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切入老舍研究。因为他觉得老舍是具有文化人类学眼光的一个作家。他还对老舍进行了三个方面的“个案研究”：第一是老舍的祖属与其创作的关系，第二是老舍在汉文化背景下隐藏着的民族情结，第三是老舍的宗教信仰对其创作和生活道路的影响。他认为，正是老舍身上所具有的独特的民族文化情结铸就了不朽的灵魂。另外，他早在１９８０年就成立了一个世界性的老舍研究组织“老舍友人协会”。顺便提一句，深受巴迪学术影响的吴永平现正在做重新解读老舍的研究。

　　前苏联的老舍研究曾经红火过，若从１９３４年汉学家巴拉诺夫《现代中国文学》中论及老舍算起，几十年间，取得了颇为可观的研究成果，出现了一批有才华，有创见的学者，最具代表性的有安琪波夫斯基、索罗金、斯格林、阿布德拉赫曼诺娃、费德林、谢曼诺夫、热洛霍夫采夫、博洛京娜等。中苏友好时期，老舍曾三次出访苏联。他的一些名作像《骆驼祥子》、《茶馆》等，均有俄文本翻译出版。中苏交恶以后，老舍作品的流传和研究反而有所发展。老舍作品在前苏联发行量已在百万册以上，单谢曼诺夫翻译的《猫城记》至今已畅销７０万册。８０年代以后，一切都趋于正常了。但随着老一辈学人的过世，老舍研究已在俄国显出式微之势。

　　随着１９４５年伊文·金翻译的老舍《骆驼祥子》英文本的出版，并风靡一时，美国人开始认识老舍。此后，《离婚》、《四世同堂》和《鼓书艺人》的相继出版，使老舍作品一度在美国产生了“轰动效应”。数十年来在美国的老舍研究上做出过很好学术业绩的是这四位大将：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和陶普义。而夏志清的研究成果是继捷克学派的研究之后，在西方影响最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