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的老舍——对一位天才的前自由主义作家的若干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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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范亦豪 来源：www.laoshexue.com 发布时间：2007年09月12日 www.laoshexue.com
有时候我想，也许是因为我们对老舍有太多的感情，太多的敬重，以致习惯了一种思维方式，那就是把他按我们自己设想的思路进行描绘，因而忽略了或有意回避那些可能影响甚至会打乱预设思路的事实。
然而，说真的，这种回避未必就是对老舍先生的爱护，使我们的认识尽可能接近事实，做出合乎情理的理解，才是对先生的尊重，才是对历史的忠实，才是研究者应有的科学态度，哪怕有些结论可能是我们感情上不大乐于接受的，或者可能是与某些公认的结论有所抵牾的。所以，还是实话实说的好。
意识到这点，我尽量不受已有定见的约束，把过去的认识重新琢磨琢磨。
一 无法绕开的迟到
我最先想到的是老舍的迟到。
我指的是老舍1949年11月才从美国回来。这时候三年内战共产党的胜利已成定局，第一次文代会开过了，政协开过了，开国大典已经举行，老舍才回来。
在政治大变动的时刻，迟到不迟到可不是件小事。它常常意味着一个人的政治态度、政治选择，也会影响甚至决定着人们对他的政治评价，而政治评价在我们这里是了不得的大事，它会决定一个人在政治上的位置，以至前途命运的吉凶祸福。很多人是把这关键时刻的政治评价一直带到棺材里去的。
人们常常提起老舍在1937年日军逼近济南的关头，抛下妻小，提起小皮箱，登上最后一列火车奔赴抗战后方那一段儿。那个老舍有多坚决，多果断，立场多么鲜明！很快地他成了抗战文艺家的核心人物，在文协被一致推举主持全面工作，推都推不掉。
可是这次大不一样。1946年3月老舍和曹禺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赴美国讲学，原定为期一年。一年后曹禺如期回国，老舍却滞留下来。1948年初秋，暂时在美国避难的王昆仑按共产党指示准备回东北解放区之前，和老舍会见了三次，最后一次谈到深夜。他是想动员老舍同行的，显然是对老舍寄予厚望。（1）王昆仑的行为绝不仅代表个人。老舍虽表示一定回国，要去解放区，然而还是没有一块儿走，又错过了一次机会。直到一年以后，周恩来发动老作家们给老舍写信动员，他才动身回国，1949年11月到达北京，在美国一共呆了三年多。
在抗战胜利后这三年中，国统区大批文艺家早一些的陆续去了陕北或其它解放区，晚一些的取道香港到了东北，然后，所谓"两路大军"会合到解放后的北平。老舍的迟到和他们无法不成为对比。
二 迟到背后的原因
老舍当年延迟了归期的原因，一般的解释主要是为了完成《四世同堂》的创作。这当然是事实。从47年到48年夏，他几乎天天在苦写他的《四世同堂》。老舍自己说是:"闷坐斗室，天天多吧少吧写一点……写了半年多，《四世同堂》的第三部只成了十万字！这是地道受洋罪！"（2）老舍在这之前写东西出手之快是有名的。可此时写到了《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为什么这么费劲呢？我猜想大概是难在对抗战后期北平的情况知道得不多，生活素材的积累太不充分。老舍对沦陷中北平情形的了解主要来自夫人胡絜青，而胡先生43年夏已经离开了北平南下，从这时到45年日本投降这两年北平的情况老舍无从详细了解，而长篇小说却需要大量生活中的故事和细节的支撑，缺少这个，老舍构思起来自然困难得多，而且势必影响作品的质量。
说到这儿，不由得让我们记起老舍说过他写《骆驼祥子》时的情形："由一九三六年春天到夏天，我入迷似的去搜集材料，把祥子的生活与相貌变换过不知多少次"，"因为酝酿的时期相当的长，搜集的材料相当的多，拿起笔来的时候我并没有感到多少阻碍。"（3）
这个经验不就是解决《四世同堂》创作困难的最好办法吗。如果把写《四世同堂》当作最大的事，为什么不可以回到北平搜集最直接的材料，为什么不可以在北平来写呢？日本投降之前老舍没法亲自去北平了解情况，光复后的北平不会拒绝老舍，这是无需怀疑的。
还有一个迟到的理由是老舍要在美国出版自己的作品。这当然也重要。这三年多的时间，在老舍的参与下翻译出版了他的《离婚》、《四世同堂》、《鼓书艺人》等重要作品，在当时还没有哪个中国作家的著作这么大量地介绍到世界。然而，如果站在大陆那些左翼作家的立场，他们不会把这当作重要的理由，投奔革命队伍难道不是高于一切的吗！老舍为什么不可以象当年抛弃一切投身抗日那样来归顺革命呢！不仅左翼，很多无党派作家北上到解放区来站队也是很积极的。汉园三诗人之一的卞之琳和老舍的情况相像，1947年9月应英国邀请去作研究员，也是一年期满后留下来继续他的写作。但这年冬天在报上看到了淮海战役消息后，据他自己说是"如梦初醒"，放下手中的笔，立马乘船回了国，49年3月到了北京。（4）他什么都没耽误。
很显然，老舍迟到另有更重要的缘由。
首先是他对这时期的内战有自己的看法。在1946年1月内战之火即将全面点燃的时候，老舍发表过他的《我说》。文中表示："和平是活路，内战是死路，其它都是诡辩。""武力可以征服别人，可也可以毁灭了自己，拉我们去打仗的，不管是谁，都是只看见征服，而没看见毁灭。我们不能替任何人去打内战，因为征服与毁灭都是我们先吃亏。"（5）
八年抗战刚刚结束，老舍不愿意中国再受内战之苦。但客观地说这场内战是不可能不打的。内战的一方蒋介石把消灭共产党，在中国建立他的独裁政权作为一贯的方针。另一方的毛泽东也毫不含糊："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你没有挑过水，所以没有摘桃子的权利。"（6）（近来对国民党在抗战中是否"挑过水"，似有不同于以前的说法，但我们这里指的是当年。）怎么办呢？"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可是老舍认为"谁想用武力争取政权，谁便是中国的祸害"。我们可以理解这话主要是针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但却似乎是站在中立的立场。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这是老舍不愿意看到的，他的着眼点是担忧老百姓遭殃。在1947年10月9日他在题赠吴组缃的诗里写道："自南自北自西东，大地山河火狱中。各祷神明屠手足，齐抛肝脑决雌雄。"（7）对内战双方各打五十。有点巧合的是，就在老舍题诗的第二天1947年10月10日中共发表了毛泽东起草的〈〈双十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老舍有点太跟不上形势了。
以老舍在抗战八年的切身体验和观察，对国民党的专制、腐败是看得很清楚的，而对共产党在抗日上立场的坚决和良好的作风印象深刻，颇有好感，他和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合作得很好，交情很不错。但是在中西文化修养基础上形成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使他在追求自由民主的同时，在政治上常常超党派。老舍对老百姓的深厚感情，使他一直坚持人道主义的立场，深怕战争再次祸害已经保饱受战争之苦的老百姓，因此从国共战争的开始就采取非战态度。由于这时期他住在国外，对国内情况终究比较隔膜，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的改变比较缓慢。
二战结束前夕苏联曾邀请郭沫若访问，战后又邀请茅盾等人访问，被邀请的都是左翼。而美国在战后则选择老舍和曹禺访美，当然也是看中了他们自由主义作家的立场。
老舍前期的文艺思想更直截了当地表明着自由主义的追求。远的就不必说了，直到1944年12月他在〈〈梦想的文艺〉〉里仍然这样描述他的理想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我爱写什么就写什么，正如同我爱到何处去便到何处那样。我相信，在那个世界里，文艺将是讲绝对的真理的，既不忌讳什么而吞吞吐吐，也不因遵守标语口号而把某一帮一行的片面当作真理。那时候，我的笔下对真理负责，而不帮着张三或李四去辩论曲直是非……那时候的社会上求真的习尚，使写家必须像先知似的说出警告"。（8）这不是随便说着玩的"梦想"，它道出老舍：一，要创作的绝对自由；二，能无顾忌地讲真理，说真话；三，作家是独立的，非党派的，是思想的主人；四，作家可以而且应该站在社会的峰颠，高瞻远瞩，先知先觉。
老舍在三十年代就已牢固建立的自由主义文艺观，尽管在抗战年代一度似乎被"国家至上"所取代，但在内心深处老舍的自由主义取向并没有根本改变。孙洁在她的专着《世纪彷徨：老舍论》里对这个矛盾的过程作过清晰的有说服力的梳理。她指出,老舍1941年前后对抗战文坛弊病的思考中"实现了自己向着自由主义的回归" 。（9）前面我引述《梦想的文艺》中的那些话，我以为不仅针对国民党文化统治，也反映了他对一些左翼人士做法的反感。在"与抗战无关论"等论争中一些左翼作家对梁实秋、沈从文、朱光潜、施蛰存等自由主义文艺家批判之粗暴，定然给老舍留下不愉快的印象。身在美国的老舍也许会想到，如果回到那些左翼人士领导的文艺环境中他是否能心情舒畅地适应。
正是在这段日子里发生的一件事，难免增加了他的顾虑与犹豫。
那是在1946年，老舍和曹禺在美国曾出席一个科学家讨论原子能的会议。据曹禺回忆说，会上他二人被问道："应不应该将原子秘密向苏联公开？"老舍反对扩散原子武器屠杀和平人民，所以回答说不应该将原子秘密告诉苏联。日后美国报纸刊载这个消息时说老舍反苏。（10）消息传到上海，郭沫若、茅盾、田汉等纷纷谴责老舍。当老舍知道这些文协的老朋友竟然如此不理解他的本意，十分伤心。过了不久，他给叶圣陶、郑振铎、梅林写信请辞文协理事，并且退还前年文协资助他的药费。（11）
在老舍和左翼作家间发生的这件事不是个小误会，而且也不是偶然的。郭沫若在《皮杜尔与比基尼》这篇文章里说："我们中国人的神经是粗大的，向来不怕什么原子弹。不过也有少数的崇拜者存在，经过比基尼的试验，他们的失望恐怕比美国野心家还要失望吧。"
他提到报载老舍的话后说："这有点儿不像聪明的老舍所说的话。但也有的朋友说，这正是老舍所会说的话。"（12）最后这句郭借他人之口说的话也证明着对老舍有此看法并非偶然。郭沫若的文章虽用含糊和委婉的笔法对老舍留有余地，但威力不小，尤其是因为郭沫若的身份。还记得郭沫若写文章斥沈从文为反动文人之后给沈从文带来多么巨大的恐惧，解放初沈先生的那次自杀与郭的批判大有关系。郭对老舍的批判虽与斥沉语气有别，但给老舍内心的震动肯定够厉害，不然不会有请辞和退款之举。这件事也很有可能影响着老舍的归期。
由于这些原因，直到1948年2月27日给何容的信里老舍还说，对英国约请他回"母校"教书"不易决定去否"。信里有这样的话："看吧，假若移民局不肯留我，也许一咬牙上英国。"（13）
疑虑和疙瘩的基本消除大概是在他收到周恩来指示由郭沫若、茅盾、周扬、丁玲等三十多人签名的邀请信，以及很多朋友从不同渠道写来的信之后。时间已是1949年夏秋。这么看来，这一年多老舍态度的改变真是很大的。
与很多留在大陆不走的和陆续返回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相似，老舍决定回大陆是因为他爱国，非常爱国。他不是纯粹西方式的自由主义者，他身上有很多深入骨髓的传统文化中的忠孝节义之类的东西，他终归离不开他的根。他对国民党政府是彻底失望了，共产党掌了权，他凭抗战当中的印象，凭他对视为朋友的周恩来的印象，他寄希望于共产党给国家带来新生。他是城市贫民出身，他怎么也觉着他和代表无产阶级的共产党该是一拨儿的。
可是，尽管老舍已经踏上归途，他对到大陆后将面对什么样的政治环境还远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所以，登舟前老舍竟向朋友表示："回国后要实行'三不主义'，就是一，不谈政治，二，不开会，三，不演讲。"（14）他给自己想象的未来与现实相差得不是太远了吗！
三 难以改变的政治定位
老舍毕竟是迟到了，这是改变不了的历史。在相当一部分左派人物的眼里，这意味着难以改变的政治定位。
手边刚送来的《南方周末》上一篇文章提到王光美1946年是与美方军调处代表一起飞抵延安的。王光美回忆道："跟我一起工作的老提醒我，你是坐飞机到延安 的。这话里有什么含义呢？就是你是没有经受多少考验跟困难的人，你自己始终得意识到这点。毕竟一上飞机就到了，你要走，一步步，且得走呢，千辛万苦啊！"（15）这成了王光美一辈子的心病。参加革命当然不同于市场经济的投资，不过似乎也有一个公认的潜规则：付出的多就可以更理直气壮地取得，反之亦然。在有些人看来，我们在大局未定的时候选定了革命，付出了风险和艰辛，我们打了江山，可以当然地坐江山。当年，我们打国民党时你老舍不回来，挣美元，今天，乾坤已定，你回来擎现成的！老舍在他们心里始终不是自己人。
老舍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就由阳翰笙陪同会见了周恩来，老朋友相见，畅谈很久。这对老舍的心理和日后的取向十分重要。总理的接见，应该说是很高的礼遇了。
可是在文艺界，与当年欢送老舍赴美的盛况比起来，对老舍的归来是显得冷清了许多。据张桂兴的《老舍年谱》记载，1946年3月老舍上船之前从1月起《新华日报》、重庆《新民报》等报就开始报道，全国文协、文协上海分会、上海戏剧协会都举行了热烈的欢送会及酒会，更有多次友人间聚餐，分别有蓬子、赵家璧、叶圣陶、郑振铎、许广平作东，很多朋友参加，开怀畅饮，谈笑风生，情真意浓。可是回到北京，住在北京饭店，很少有人去看望他，23天之后的元月4日全国文联才有一次新年联欢茶会并欢迎老舍的活动。冷暖之差异谁都能感觉出来。
老舍角色的转换是很快的，他首先恭读《讲话》，接受了知识分子的原罪观，否定旧我，删改旧作，同时把所有的本事都用上，写鼓词，编相声，写文章，编戏剧，不停地唱赞歌，参加各种活动，担任了一大堆社会职务，极其积极，因此他也得到了不少荣誉。但是老舍作为自由主义作家的过去，在一些死守着左的偏见的领导和作家的脑子里的定位是很难扭转的。
例一：对《龙须沟》价值的充分肯定首先就不是来自文艺界，直到周恩来发现它是个宝贝，还请进了中南海演出，并指示要大力宣传，这才被一致认可。
例二：我们中国是很讲究等级的，荣誉称号也有严格的等级。劳模就有基层的、市级的、省级的、全国的之分。人民艺术家有国家级的，由文化部颁奖，梅兰芳、齐白石等就是国家级的，而老舍的"人民艺术家"虽然也光荣，但只能是市级的。他难道不够国家级？为什么？这里当然有文章，有阻力。
例三：1951年上半年还是由毛泽东亲自命题，周恩来直接提名的，老舍奉命写了一部反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电影剧本《人同此心》。结果它被打入冷宫，因为当时位居中宣部电影处长的江青认为"老舍自己就是没有经过改造的知识分子，他怎么能写好我们要求的电影剧本？怎么改也改不好。"（16）
例四：就连老舍当作协副主席，一些人也耿耿于怀，说是把他抬得过高了。老舍有一篇文章《为了团结》值得注意。这是1957年8月7日出席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第13次会议上的发言。几年来老舍在心里窝着火，但他顾全大局，克制着，这次是忍不住发作，说了心里的话，很难得。这里不妨多引一点儿。
老舍说：" 我早知道有人不大敬重我。我可没向任何人窃窃私议过。他们说，我当作协的副主席，是把我抬得过高了。我说，并不高。当初，重庆成立作协时，因怕张道藩抢作主席，所以根本不设主席，而只设几个部长，掌理会务。实际负责的是我。应付张道藩的是我。团结大家的是我。因此，我虽然没闹革命，但张道藩随时可以把我送进监狱。""作家最大的资本应当是干净的灵魂，组织作协的目的之一是团结作家，我在重庆团结过作家，我有资格当作协副主席。""我向来不吹这些，今天在座的有许多青年，大概不知道这些事，所以吹吹也好，来自延安的某些作家也许不知道这些，可是他们应该知道党的团结政策。"（17）这是反右运动中的一次会，老舍的讲话显然不仅是冲着"右派"来的，他在借题发挥，尤其是特别点出了"来自延安的某些作家"，这谁都听得出来。肯定还有很多歧视和不公，让老舍气愤，他不可能都讲出来。
例五：1957年老舍创作出了中国话剧史上的巅峰之作《茶馆》，58年和63年的两次演出都是轰动，但又都是在压力下很快就偃旗息鼓。
例六：1959年思想界文艺界曾刮起一股反修的浪潮，从国际到国内，人道主义、人性论、和平主义等统统在批判之列。外国的已经批了司汤达、罗曼罗兰、肖洛霍夫，中国的就不能只批刘真、郭小川这些小字辈作家，要抓大的。巴金批判打响了，北京高校跟着就成立了老舍批判组，整版的批判文章已经排版，老舍批判的战役眼看就要开打。这当然是有来头的。最后时刻可能是更高层的领导及时阻止，老舍才幸免这一劫难。
例七：到了文革前三、四年老舍已经难以发表有分量的作品，扣子收得越来越紧，就连1965年老舍访日归来写的长篇散文《致日本作家的公开信》也被压下不让发表。
例八：1966年8月23日老舍被红卫兵毒打的时候"草明出来说，我揭发，老舍把《骆驼祥子》的版权卖给美国人，要美金" 。（18）她的揭发给老舍的死加上了一颗重重的砝码。在这个关头爆出来的这条罪状，对这位东北解放区出身的作家来说，不会是偶然的，这是一部分人多年不可改变的看法。
…………
四 我看老舍的"紧跟"
老舍回国后一直生活在左的文艺路线的统治之中，而人们的印象中，对这条路线在老作家里老舍是相当紧跟的一个，他是听话的，是写得最多的。
这个印象大致不差。
为什么老舍会紧跟？
简单地说，是出于：一"信"，二"怕"。最初，以"信"为主，逐渐地，"怕"超过了"信"，居于主位。这是一个在矛盾中发展的痛苦过程。
在老作家当中老舍是唯一的一个穷人出身的，他对社会的判断天生地采取平民视角。老舍常用"狂喜"二字描写他五十年代初的心情。他的狂喜、感激、信服是真诚的。这也是老百姓，包括许多知识分子普遍的心情。解放初期，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以与过去历届政府全然不同的姿态建立了很高的威信，给人民办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好事，老舍的穷亲戚们也是直接受惠者，。带着感恩的心理，延续着他抗战时期坚 守的"国家至上"的理念，他相信听执政者的话对国家对人民有好处，所以即使与自己固有的自由主义很不一致，他也宁愿压抑自我，改变自我，克己奉公。表现在政治上，他努力与官方保持一致，在创作上他写了大量的遵命文学。
然而，形势在发展，一场场政治运动在动摇着他的"信"。
比如反胡风。他和胡风是二十年的老朋友，抗战八年，风雨同舟。1946年2月老舍曾赠胡风题词一联："有客同心比骨肉，无钱买酒卖文章。"这个情同骨肉的知交怎么一下子成了反革命集团头子？胡风的上书和私人通信怎么会变成反革命罪状？当年，连许多有判断力的学生都能看出其中的荒唐，老舍难道看不出？但是他不能不表态，因为他有职务，他是名人，尤其是他过去和胡风有联系。这时主要是"怕"起了作用。
反右对知识分子更是一场空前的大灾难，对老舍的"信"不能不是一次严重的摧毁。因为在这次运动当中出于忠信而陷于阳谋的人太多了，而且其中很多是老舍知根知底的朋友，熟人，尤其是他们的许多见解与老舍的看法都是一致的，他们怎么一夜之间就成"敌人"了呢？--还能"信"吗？所以尽管形势要求人们与"右派"划清界限，此时的老舍仍在感情上表露出对"右派"的同情和并不见外的态度。听舒乙讲，石挥打成右派后，老舍还请他吃萃华楼，赵少侯刚被批斗后，老舍当众就大声招呼他说："白魁开张了，尝尝去！"对吴祖光的夫人新凤霞更是一直十分关心，嘱咐她天天给吴写信。
但也正是因为觉得这些右派和自己没什么不一样，这就无法不让老舍为自己担心和害怕，因为照老舍的"条件"，上边要想把他打成右派是轻而易举的。老舍过去有自由主义作家的历史；还写过《猫城记》等可以分析出严重问题的作品；反右前他发表《论悲剧》和提倡写新时代的悲剧等等言论，稍一上纲就是毒草；整风中他又 发表过《谈放》《三言两语》等文章鼓动鸣放，类似言论反右中完全可以定为"煽风点火"……他被打成右派是富富有余的。
在我们的社会里是不能"犯错误"的。当年，"犯错误"像达摩克利斯的剑悬在每个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头上，老舍自然不能例外。
不怕，几乎是不可能的。老舍的人格是高尚的，也不能没有凡俗的一面；老舍的观念中既有现代民主意识，也有传统的子民意识的一面。（石兴泽在《老舍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文化》中称之为"臣服意识"。）（19）一旦"犯错误"，首先，老舍会失去职位、头衔。对老舍来说，当官虽不是他的人生追求，但当官能让他干很多的事；而职务似乎又是对自身价值的承认和肯定；出于传统的等级观念，身份、地位也给人以心理满足。再有，一旦"犯错误"，老舍将失去继续创作和发表的权利，这会要他的命。第三，在五十年代，党的威信很高，一个人如被党判为敌人，那真是"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你将被搞臭，被孤立，失去尊严，失去朋友，失去亲人，失去公民的身份甚至自由，老舍不能不顾忌这些。
因此，在愚弄和压力下老舍确曾说过不少跟风的话，违心的话。他写过不少的文章，也在很多会议上发过言拥护反右，批判那些包括曾经是他朋友的右派。我读过二十来篇老舍的批判文章，这些文章的确有损老舍的光彩，让人看着不痛快。然而对那些批判文章也应有所分析。冷静地看下去，你可以发现，他除了作出慷慨激昂的姿态外，完全没有揭发一条新的材料。若论老舍与吴祖光等等的多年交往，私下里说了多少话，怎么也可以凑出几条，但一条没有。他的批判与那些落井下石，存心置人于死地以邀功的批判者是不同的。姑且不论这里有无"明批暗保"的动机，至少它是出于自我保护的策略。石兴泽曾分析说："如此用心地讲'策略'本身就意味深长：1957年以后的老舍，已不是1956年以前那个热情单纯的老舍了。"（20）我认为这看法大体是符合实际的。
在"信"和"怕"综合作用下，老舍的遵命文学创作在艺术上总体的滑坡已是无需论证的事实了。老舍的晚年，在经过无数失败的教训之后，无奈地自白："我虽然同情革命，但我还不是革命的一部分，所以，我并不真正理解革命，而对不理解的东西是无法写出有价值的东西的。"（21）他自己这段话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否定的不仅是艺术性，而是整体的价值。
五 自由主义的本性是难以改造的
十七年中，老舍时时都在失去自我和恢复自我的矛盾中挣扎。这个"自我"就是那个坚持独立个性，追求创作自由的自由主义作家的老舍。
对于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阶层来说，左的路线对于他们的改造是群体性的遭遇，而这个改造的不成功也是群体性的共同的现象。
虽然改造者在长时期中运用了各种手段对这些人施教 ，然而事实证明要改造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极难的，极少有人能达到脱胎换骨重新作人的标准。其原因粗略地说至少有如下几点：
其一：他们的自由主义世界观是植根于他们深厚的中外文化学养土壤之中的，根扎得很深，溶进了灵魂。如果没有足以取代这根基的文化力量，就难以从内心深处去动摇它，更谈不到改变它。
其二：作为自由主义原始根由的那种自由的要求，其实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在人类几千年历史中，多少伟人、能人、明主、暴君运用各种方法试图改变这个基因。经验证明，一时地限制、压抑、扭曲人的自由本性是可能的，但谁想根绝它，没有用。
其三：在这些年里，那用以改造自由知识分子的"信仰"，经过一次次运动反复地折腾，它的思想威力已经被自己的荒唐大大地削减了，所以，这些被改造的对象更难用它来说服自己。谁如果只剩下因为 "怕"而改造，这改造就绝不可能是真的。
所以，中国大陆的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虽然多年改造，只要没死，都一个个或先或后要把自我重新找回来，他们以不同方式重归旧我。且不说一贯独立不移的陈寅恪、梁漱溟那样的明确抵制改造的个例，就是已经纳入改造轨道中的也无不如此：如吴祖光，最终还是没有改变不妥协的本性；如费孝通，晚年在精神上重归他那过去的年代；
如王瑶，文革后恢复了当年清华学派自由独立的人格；如曹禺，多年来痛苦地叹惋被扭曲的艺术人生；如老年的巴金在《随想录》中升华……就连冯友兰那样在文革中走红，独立性早经消失的学者，晚年终于又"海阔天空我自飞"起来，写出了有独立见解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虽然迟迟不予出版。……
老舍只是这难以改造的群体中的一员。他在真诚改造或作出改造状的同时，仍然不时露出他的本色。
1950年8月，已经回到北京10个月的老舍，曾经致信美国作家协会"接受 '作家指导'的邀请加入'美国作家协会'"，并允诺"每年交十五美元的会费。"（22）这个老舍和半年前写《美国人的苦闷》揭露"自由世界"的虚伪和法西斯化的老舍似乎是两个人。
1957年1月16日，在英文《人民中国》上发表了他的《自由与作家》。那是在反右运动之前五个月，空气稍得宽松，他似乎完全忘却了在《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1952年5月21日）里自己写的话，竟然发表出这种言论，说："人人都该写他或她所熟悉的东西。我们不应强迫自己去写我们不大了解的事情。""我们应该写我们的工农兵。但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就不该反映知识分子和资本家的生活了吗？……一个作家应该在他想写的内容上有充分的自由。"这些看法与1944年他那《梦想的文艺》的观点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这是他管不住自己的时候冒出的心里话。他还是那个老舍。
孙洁在她的《世纪彷徨：老舍论》里说，"老舍在新中国时期也有过数次面向自由主义的折返" 。（23）我们真该感谢老舍这难得的"折返"。
幸而在十七年中他能够在运动的缝隙中捕捉到短暂的机会，偶尔得以找回自己的艺术个性，给我们留下《茶馆》和《正红旗下》这样的体现老舍水平的卓越作品。这两部作品之所以成功，决定的原因就是他暂时摆脱了左的文艺路线的约束，依从他的本性写他"熟悉的"
"想写的"，这应该说是他回归自由主义作家老舍的胜利。
老舍一生所有的成功之作，他全部的艺术成就，都是和他的自由主义密不可分的。他也因自由主义受制、受压，直至受难。
我在本文副标题中说老舍是"前自由主义作家"，本意为归来前他属于自由主义作家。这个定语其实是不大准确的，他的一生，其内心始终是个自由主义作家，只不过或显或隐罢了。
2006年7月 为纪念老舍辞世四十年而作
（1） 见王金陵《老舍·茅盾·王昆仑》，载《中国现代文学丛刊》1984年第4期。
（2） 老舍：《海外书简》（1947年11月2日），载1947年香港《华商报》（《老舍全集》第15卷682页）
（3） 老舍：《我怎样写<骆驼祥子>》
（4） 卞之琳自传，载《中国现代作家传略》（上）第7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5） 老舍：《我说》，载《中原 希望 文艺杂志 文哨联合特刊》1卷1期上。
（6） 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7） 转引自张桂兴编撰《老舍年谱》（修订本）第53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
（8） 老舍：《梦想的文艺》，载《抗战文艺》第9卷5、6期1944年12月
（9） 孙洁：《世纪彷徨：老舍论》第158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10） 克莹、侯堉中：《老舍在美国--曹禺访问记》。转引自张桂兴编撰《老舍年谱》（修订本）第522页。
（11） 《叶圣陶日记·在上海的三年（四）》载《新文学史料》1986<4>。
（12） 郭沫若：《皮杜尔与比基尼》。载《周报》第46期。转引自张桂兴编撰〈〈老舍年谱〉〉（修订本）第523页。
（13） 老舍：致何容（1948年2月27日）《老舍全集》第15卷687页。
（14） 乔志高：《老舍在美国》。香港《明报》1977年8月。转引自《老舍和朋友们》第175页。
（15） 石岩：《开国元勋夫人们的〈忠贞〉》。《南方周末》2006年5月25日。
（16） 齐锡宝：《回忆老舍先生奉命写〈人同此心〉的前前后后》。载《电影创作》1994年第1期。转引自关纪新《老舍评传》第430页。
（17） 见《老舍全集》第14卷671页。
（18） 傅光明、郑实：《太平湖的记忆》第61页。
（19） 见《老舍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文化》第247页。
（20） 同上书，第130页。
（21） 转引自关纪新《老舍评传》第518页。
（22） 见张桂兴《老舍年谱》第614页。
（23） 见《世纪彷徨：老舍论》第163页。
（此文发表于《随笔》2007年第5期时略有删节，这里的是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