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中国小说》看老舍文艺观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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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家声 区鉷　来源：www.laoshexue.com　发布时间：2006年10月12日　www.laoshexue.com

　　《现代中国小说》（英文）一文是老舍先生四十年代赴美初期所作，发表于留美中国学生战时学术计划委员会出版的《学术建国丛刊》（National Reconstruction）第七卷第一期，一九四六年七月。

　　抗战期间，留美中国学生深感责任倍增，“学术建国工作，实属重要”，于是，由纽约的中国留美学生率先举行学术建国讨论会，决定“编行学术建国刊物，以便荟集旅美文化界之研究精粹，备祖国建设之参考”。随后，哈佛大学、普渡大学、明尼苏达大学等校的中国留学生纷纷响应，举行学术建国讨论会。一九四二年八月，《学术建国丛刊》创刊，主编孟治在《发刊辞》中说：“抗战五载，国事日急，吾人既不能留血疆场，则唯有运用智力，作有永久性之建国准备。”该刊物原是不定期出版，后改为季刊。头两期中、英文稿子都发，后因中文印刷出版困难，从第三期起改为英文版。该刊所载文章多是有关中国工业、农业、铁路运输、国家计划、教育、医学、化学等方向的。老舍的《现代中国小说》是这一刊物发表过的极少量关于中国文学的文章中的一篇。

　　《现代中国小说》至今未被翻译转载过。从各方面情况看，很可能是老舍抵达美国最初几个月某次公开讲演的讲稿。文章勾画了现代中国小说发展的轮廓，描绘出它在吸收民间营养、摆脱传统束缚、接受外来影响中走向现代、走向世界的进程，对现代中国文学界的新气象、现代中国作家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发展和成熟作了较为具体的介绍和阐述，其中不乏发人沉思的精辟见解。它是我们研究老舍思想，特别是老舍的文艺思想的难得素材。

　　老舍四十年代赴美期间为我们写出了《饥荒》》（《四世同堂》第三部）、《鼓书艺人》这样有价值、有分量的长篇小说。但该时期老舍有关论文尤其是文艺方面论文的发现，这还是第一次。从这篇文章中，我们看到，随着国内外政治形势的迅速发展，随着作家社会实践和文艺创作实践的积累和加深，在抗战胜利后身居异国的数年中，老舍不仅经历着社会历史观的革命变革，而且文艺观也面临着发展和更新。尽管文章对一些问题的阐述未尽透彻，不无偏颇，但其中的真知灼见却露出老舍对中国文学历史与现状的独到认识，表现了这位来自人民怀抱的杰出艺术家对于人民艺术的执着追求。

一

　　《现代中国小说》的前六节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分析了现代中国小说的发展进程，揭示出它植根于民间这一重要特点，并强调西方文学尤其是俄罗斯文学叛逆力量对现代中国小说的深刻影响，反映了老舍文艺思想中人民性和革命性因素的增长。

　　什么是现代中国小说？老舍在文章开头就明确指出，“所谓‘现代’中国小说，是指用白话（即普遍人的语言）写成的小说。”“然而，早在唐、宋之时，甚至可能更早，已经有白话小说出现。从这点看来，‘现代’中国小说也并不是那么新的。”这样，老舍就打破了按年代划分文学史的传统做法，以现代中国小说的重要内在特征为尺度，将“现代”的时间上限推到唐、宋。即使在今天，把《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归入现代中国小说也会引起许多文学史家的异议。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老舍这篇文章是写给美国读者看的，而西方的文学评论家早就把与莎士比亚同时的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誉为西方现代小说的鼻祖，因为这部小说的表现手法是“现代”的。

　　在老舍看来，现代中国小说的重要特点就是植根于民间。文言文“对于普遍人来说，简直是一门外国语”，只有白话才是民间的语言，因此，即使是远在唐、宋之时的白话小说。也算作现代中国小说。

　　正是从这点出发，老舍在文章第一节介绍《三国演义》时，几乎用了全部篇幅来讲述《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他追述了民间说书艺人如何将史书《三国志》生发开来，用“人民群众听得懂的语言来讲述这场长达半个多世纪、把中国分成三个互相攻伐的国家的内战中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人物的故事”。他还描绘了人民群众喜爱说书人讲白话小说的生动场面，大概这时老舍心中已经隐隐活动着后来在美国写成的《鼓书艺人》的影子了。

　　在“明清小说”这一节里老舍介绍了《金瓶梅》和《红楼梦》。值得注意的是，他对《金瓶梅》的评价看来要比《红楼梦》高一些。他认为：《金瓶梅》是自有中国小说以来最伟大的作品之一。“《金瓶梅》用山东方言写成，是一部十分严肃的作品，是大手笔（Writing of very high order）”“明清版本插图很漂亮，但极难寻得，市价亦昂贵。”至于《红楼梦》，他只说，“这是中国白话小说中最出名、最流行的作品。写的是一个以悲剧结束的爱情故事”，“这部小说篇幅相当长，可以说有点儿象中国的《飘》”。在此之前，老舍于一九四一年对于《红楼梦》曾发表过一些议论，认为《红楼梦》的确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但它并不能象《战争与和平》那样启发我们，就是哥哥妹妹的那一点上有极大的成功。[1]在此之后，老舍于一九五四年写过《〈红楼梦〉并不是梦》，指出“这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在这里，我们并不想分析老舍对《红楼梦》的评价，也不想对《金瓶梅》和《红楼梦》两部小说作出褒贬，我们只想探讨老舍在介绍现代中国小说时为何目光更多地放在《金瓶梅》上。

　　上文讲过，老舍认为植根于民间是现代中国小说的重要特点。他自己一向强调写小说坚持“俗”与“白”。从这个角度看，《金瓶梅》用的是山东方言，描画的又是市井俚俗的众生相，同纯用京白写成、铺叙一个官僚贵族大家庭的盛衰的《红楼梦》相比，自然是《金瓶梅》更“俗”一点，更“白”一点，平民性也更强一点，所以，老舍对《金瓶梅》稍有侧重也是顺理成章的。据我们所知，老舍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教时，就协助克里门特·艾支顿（Clement Edgerton）将《金瓶梅》译成了英语。一九三五年《金瓶梅》英文版出版时，艾支顿就在第一面上印下了“献给我的朋友——舒庆春”的字样。香港有位老舍研究者认为。老舍从未提起自己译《金瓶梅》的事，是因为“觉得翻译这类‘淫’书有点‘不好意思’”。[2]其实，他协助译书时说不定还为自己能帮着把这么一部伟大的中国小说介绍给英语读者而感到自豪呢！从这一件事也可以看出老舍对于小说的民间性的高度推崇。

　　现代中国小说植根于民间，但随着历史的前进、西方民主思想的东渐、欧美文学作品的传入，它又吸收了外来的营养，逐渐向外国小说学步，从而除了民间性之外，初步具备了世界性的因素。这种变化老舍看得十分清楚。他简述了庚子赔款后中国留学生回国时带回来的“危险思想”以及后来的新文化运动（他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情况之后说：“三十年前中国出现试图按西方模式来创作的小说就不足为怪了。”

　　老舍指出，在现代中国小说的早期探索过程中，“无论小说的形式或内容都从根本上背离了公式化的死板的古典模式”。在这里，老舍只是客观地总结了现代中国小说在早期探索过程中的特点，并不等于说西方模式就比中国古典模式高明。老舍介绍现代中国小说先要追溯到《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正是他不否定中国传统中的精华的明证。

　　不过，老舍对于整个西方文学在思想上对现代中国小说的影响是评价很高的。他引人注目地强调：“从新文化运动的发轫起，就可以看出现代中国小说深受整个西方文学，特别是俄罗斯文学的叛逆力量的影响。其结果是，中国现代作家选择题材的态度都相当严肃。”老舍的这一观点，标志着他战后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进步。在此之前，老舍在他的多篇创作经验谈中，更多地是推崇英法文学的巨大影响和典范作用。抗战后期。他在《写与读》一文中提到“俄国的小说是世界文艺中的”最“伟大的”，但又表示自己的“才力不够去学它们”，而反映出某种程度的距离。如果说在写作《写与读》时俄罗斯文学在老舍心目中仍然近乎可望不可即的山峰，那么到他写《现代中国小说》一文时，对俄罗斯文学以及它给予现代中国小说的影响已经有了深刻的了解和切身的感受。老舍对这种“叛逆力量”即批判精神的强调，同老舍本身创作思想和创作实践的发展是一致的。作家早期那种“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的人生态度，已为三十年代中期《骆驼祥子》、《月牙儿》等篇中血泪交流的控诉、不可抑止的义愤所取代，抗战及战后，随着老舍现实主义创作的深化，其作品的时代感和倾向性也在不断增强，在《四世同堂》、《鼓书艺人》里，我们不但看到了对苦难和屈辱的描写，而且看要到了对革命力量的颂扬，对反抗和新生的讴歌。老舍作品在选择题材和表现生活方面的深刻变化，显然是与西方文学尤其是俄苏文学的熏染分不开的，这正是老舍文艺观点中革命性和人民性因素增长的反映。只有在这样的联系和考察中，我们对作者所说的“必须感谢俄国的影响”这一段话，才会有更深一层的理解。

二

　　《现代中国小说》关于中国现代作家的评述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也许是对作家与人民大众关系的分析了。在文章的末两节，作者满腔热情地介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至战后”，中国作家与人民群众关系的崭新变化，他说：

　　战火弥漫的时候，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离乡别井，不但与所在地区的普通民众，而且与同样是漂流在外的普通民众相结合。恐怕从未有过什么力量能比向内地大迁徙、大逃难更能使人们团结在一道。于是，过去不熟悉群众，不太关心群众的许多作家也了解到了他们的同胞的诚笃、勤奋、耐心、慈和等可贵的品质。正是这些同胞站在战争的最前列，并且最终帮助羸得了这场战争，在此期间，作家们同木匠、短工、人力车夫、农夫、摊贩等各业的人们交谈，向他们学到许多东西。……

　　在现代中国作家群中，老舍是以对普通群众的熟悉和关怀著称的，他对社会罪恶和人民苦难的表现每每达到了震撼人心的地步。然而在抗战以前，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作为一位民主主义的作家，老舍的创作还只能停留在对人民疾苦的同情上面，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只代他们伸冤诉苦”。[3]客观地讲，老舍对中国和中国人，那时还怀着比较悲观的看法，因此，在作家与人民的关系问题上，尚不可能达到自觉的认识，是民族革命战争的伟力把他推向了斗争的漩涡。在前所未有的动乱和漂泊中，老舍与大批中国作家一道，同人民群众接近了，同时代的洪流汇合了。在共赴国难的艰难岁月里，老舍真正认识了人民群众的本质力量，了解了他们身上种种“可贵的品质”。他终于认定，这些普通的群众才是民族革命战争的主体，正是他们“站在战争的最列，并且最终帮助赢得了这场战争”。

　　在老舍的生活和创作道路上，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转折。作家社会历史观的巨大变化不能不对他的文艺观产生深远的影响。老舍在《现代中国小说》中关于作家与人民关系的大段评述，无疑是对老舍本人（当然同时也是对整个中国进步文化界）抗战阶段思想实践和艺术实践的经验总结。这里，老舍起码提出了这样几个问题：一、作家“同普通民众相结合”，引起了文学创作的深刻变化；二、作家在接近人民、了解人民的过程中，向人民“学到许多东西”；三、作家为自己规定了唤起民众、教育人民的任务，创作出为人民大众所欢迎的作品。在此基础上，老舍更进一步指出：

　　这种到人民中去的做法，当然是获得创作素材的最好办法。……可以更充分地表达中国广大普通人民群众内心深处的思想、感情、希望和忧虑，而过去这些一直不被认为是有价值的文学题材。

　　提出作家“到人民中去”，同人民大众相结合，了解群众，向群众学习，努力反映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用人民的语言创作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这一切，显然已成了该时期老舍文艺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用如此旗帜鲜明的方式加以表述，这在老舍来说，恐怕还是第一次。尽管老舍对上述一系列观点未曾作出系统、周密的阐发，但它们却象一串耀眼的明珠，使老舍战后文艺思想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光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老舍在这篇文章中关于作家同人民群众关系的表达，已经非常接近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文艺观，他已经从生活实感和艺术感受逐步上升到这样的理性认识：文学艺术是属于人民的，作家艺术家必须选择同人民结合的道路，写出使人民大众得到真实利益的作品。三十年代初，鲁迅在介绍墨西哥画家理惠拉的创作时，赞扬理惠拉的艺术“与民众同在”，并激烈抨击脱离人民的沙龙艺术是“现代艺术中的最坏的倾向”。[4]为了争取把艺术还给人民，鲁迅付出了毕生战斗的代价，这里面包含了对人民大众最为深厚的受。在这一点上，老舍的心是和鲁迅相通的。在《现代中国作家的态度》一节里，老舍对鲁迅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给予高度赞誉，并把鲁迅精神和鲁迅的战斗同整个中华民族的盛衰联系起来考察，他还大力推崇反映被压迫阶级生活，“具有强烈的无产阶级感情”的作品，对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为人民代言的革命作家和革命文学创作，予以充分肯定。

　　老舍关于作家与人民关系的观点，可以在他赴美期间最后一部长篇《鼓书艺人》中找到有力的印证，该书重要角色之一 ———剧作家孟良，就是老舍这一观点的形象化的体现。孟良，这位站在时代前列的革命作家，为了抗战的胜利，为了人民大众的解放，始终不停息地奋斗。从孟良与大鼓艺人方宝庆一家那种情同手足的关系，以及他对宝庆父女的真挚友情的艺术刻画中，我们看到了革命的、进步的作家与普通群众的那种全新的关系。孟良第一次见到宝庆就诚恳地对他说：“您还得先当我的老师呢，完了，我才能当您的老师”，并热情地鼓励秀莲“唱人民需要的东西”，就是一定会受到人民的欢迎。以孟良为代表的进步作家，不再是那种高踞于老百姓头上的贵族，而是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为了人民的利益忘我奋斗的战士。——这，显然就是当时老舍心目中真正属于人民自己的文学艺术家的形象。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老舍在文中还透露了抗战期间作家艺术家同人民群众结合过程中所遇到的麻烦。他提到战时众多作家创作新戏、新歌曲以鼓舞民众士气，“但到战争快结束时就少多了。作家们组织起来的演剧队在战争中间也缩小了活动规模，因为政府不提倡这类活动。”与此同时，作家“到人民中去”的良好势头也受到阻遏：“战争开始时有许多作家直接到士兵中间去，到战壕和兵营里访问他们，但政府也不主张这样，于是作家们逐渐返回大城市……”从以上陈述中，读者可以明白无误地领会到：作家与人民结合的阻力来自国民党政府当局。老舍是作家而不是政治家，在美国这样一个特定的政治环境中，我们不可能要求他象冯玉祥先生那样大声疾呼，同蒋政权作公开的、激烈的抗衡，但他却以自己特有的表达思想的方式，对反动统治者阻挠文艺为抗战服务，把作家艺术家同工人、农民、兵士分离开来的阴谋，作出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这种批判是“老舍式”的：在看似轻描淡写的语句背后，蕴蓄着愤怒的力量。从这里，我们不仅看到了老舍鲜明的政治倾向性，而且看到了老舍文艺思想中所包含的强烈的人民性。

三

　　《现代中国小说》概述了中国现代文学语言发展、成熟的三个阶段——来自民间以及从欧化到大众化的整个过程，论证了文学语言大众化的必然趋势，以及“回到人民的语言”这一发展方向的正确性。

　　作者首先回顾了几个世纪以前，由说书人“用人民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讲述的白话小说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家喻户晓的状况，以及说书受到中国古代城乡普通群众欢迎的热烈情景——这，就是“现代”式的中国文学语言发展的第一阶段。它最早出现于民间，来自平民百姓之中。

　　中国现代文学语言发展的第二阶段是以新文化运动为开端的，老舍称之为“一场真正的革命”，它“大大促进了人们使用白话作为文学表达工具”。此后，“现代中国作家开始使用关系从句和副词修饰语，还按照欧化的语法做句。”这样做，弥补了汉语语法简单，只适于“表达一般化的概念”的弱点。与此同时，“新的欧洲语言中的词汇不断进入汉语的口语和书面语，从而使得状物可以更加细致，遣词用字更加准确、贴切，这是以往从未做到过的。”老舍充分肯定了吸收欧美语法词汇在改进汉语表情达意方面的功用，指出这种变化是完全“必要”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是中国现代文学语言发展的第三阶段——走向成熟的阶段。此时“出现了丢开本世纪初以来创作上最突出的使用欧化语法结构的趋向，转而使用地道普通民众的日常口语。”作为同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的艺术家，老舍对于欧化语词和句式脱离人民的弊病是深有体会的，他一针见血地说：“城市和农村里的普通人根本不懂混入现代作家语言里的关系从句以及其他‘西方’玩艺儿。其实，这一套对他们来说就象文言文一样莫名其妙。”与此相联系，作家们的创作也日渐走入死胡同。他们发现，自己的语言“变得生硬，涩滞，辞不达意，作品死气沉沉，毫无生命力。”老舍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正确地指出，正是人民群众的新鲜活泼的语言给现代中国文学注入了活力，赋予了它新的生命。从此，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出现了：“来自中国各地和社会各界的男男女女所用的机智而富有活力的村言俗语逐渐渗入作家所写的书中”，“使作家的语言比较丰富起来”，更便于表达普通群众的情感和愿望。他把这种“引入方言口语”的变革，形象地比喻为“使文学作品从天上回到地下”。老舍清醒地看到，这种变化对于中国新文学的前途，对于发挥文学为人民、为社会服务的作用具有无法估量的意义，他从自己及其他中国作家的写作实践中欣喜地发现，“为了唤起民众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抗战热情而写作时，这种简单明了，直截了当的语言非常奏效。”

　　老舍深深懂得，要使艺术真正属于人民，而不是成为少数人的专利品，就必须让大众能懂，能理解，能接受。他在文中强调：“想打动人民，就必须使自己的语言明白易懂。”这里，他所阐明的正是文学语言大众化的一条重要原则。在大众语讨论的过程中，鲁迅曾提出“为了大众，力求易懂”[5]和“将文字交给一切人”[6]的要求，并看作是前进的艺术家努力的方向。在人民的艺术必须回到人民怀抱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上，这两位杰出的人民艺术家，语言巨匠又走到一起来了。

　　老舍满怀信心地指出经过民族战争的考验，大众化已成了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主流和不可逆转的趋势：“今天的作家在他的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和剧本中越来越多地使用简单明了，直截了当的人民的语言、他们正在努力创造一种‘纯’汉语，它大体上不受外国语法结构、外国词语和西方写作技巧的影响。”这样一个“以普通人的语言创造一种新文学的运动”，就是老舍在最后一节标题中所点明的“回到人民的语言”的方向。老舍对文学语言大众化的道路抱有坚定信念，他从“回到人民的语言”的运动中看到了中国新文学发展的美好前景，感到乐观和欣慰。文章结尾处，老舍精神振奋地预言：

　　似乎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战后中国各个文学领域都会涌现大量作品，这种文学将是严肃的，反映的是普通老百姓经过长期的为了国家的生存而斗争的艰苦岁月之后重返家园开始新生活时的斗争、矛盾和深刻的变化。

　　老舍的预言已为战后中国新文学繁荣兴旺的历史所验证。老舍关于文学艺术植根于人民，必须“回到人民”，以及文学艺术家必须到人民中去，同人民结合的正确观点，在整整四十年后的今天，仍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芒，老舍和他在文艺理论方面所作的建树，都是属于人民的！

　　注释：

　　[1] 老舍：《如何接受文学遗产》，《文学月刊》第一卷第五期，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五日

　　[2] 胡金铨：《老舍和他的作品》，香港文化，生活出版社1977年版。

　　[3] 《老舍选集·自序》，开明书店1951年版。

　　[4] 鲁迅：《集外集拾遗·墨西哥理惠拉壁画之一--〈贫人之夜〉（1927）》。

　　[5] 鲁迅：《且介亭杂文·论“旧形式的采用”》。

　　[6] 鲁迅：《且介亭杂文·门外文坛》。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