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Nothing到Everything——对《骆驼祥子》悲剧的试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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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萌 来源：转载 发布时间：2006年09月23日 www.laoshexue.com
一
《骆驼祥子》发表于1936年9月至1937年10月《宇宙风》第25期至第48期，人间书屋于1939年3月出版了第一版，而1955年1月则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修订本初版。本文所根据的版本，是未经修订的版本（1），这是首先需要说明的。有意思的是，老舍在谈到《骆驼祥子》的创作时，曾认为“使我自己最不满意的是收尾太慌了一点。因为连载的关系，我必须整整齐齐的写成二十四段。事实上，我应当多写两三段才能从容不迫的刹住”。（2）按理说，解放后的修订版应当多增加一些篇幅才是，可老舍却反倒删去了阮明被祥子出卖等情节，这又是为什么呢？陈思和的观点较好地说明了原因：在当初创作时，“从老舍眼睛里看出来的社会动乱，不管是哪个政党，不管是什么主义，什么理论，都不对的。这里老舍采用了一箭双雕的方法，他让祥子出卖了自己的道德观念和基本的人格，同时被他出卖的阮明之流，本来也是一些令人厌恶的动乱分子，他们把国家搞得乱七八糟。”（3）这从深层来讲，是由于老舍写作的立场和角度决定的。老舍作为知识分子，与五四一代基本的知识分子立场是有距离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老舍没有太大的影响，老舍的创作灵感来自于民间本位，是一位近于“市民阶级的代言人”（陈思和语）。因此，《骆驼祥子》的悲剧是彻底的来自民间的悲剧，人性的悲剧。
我国很长一段时期内对老舍以及《骆驼祥子》的认识，停留在一个受“在场意识形态”影响的层面。如有论者指出：“祥子的悲剧的深刻性也正在于他没有找到正确的奋斗方向，所以他始终是盲目地、毫无成效地挣扎着”，“祥子的奋斗终不免于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他没有找到革命的领导力量，没有投入自己阶级的战斗队伍”。（4）把虎妞与祥子看作是“阶级与阶级的对立，阶级对阶级的压迫，不是表现为政治上的迫害或者经济上的剥削，而是表现为深入人物身心的摧残和折磨”，甚至将老舍在小说中最后的一句话——“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解读成“作家嘲笑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救不了穷人，批判了小生产者的个人奋斗救不了自己”。（5）
如果将上面这些论述综合为解释祥子“堕落”的一种论点，即“社会环境论”，那么，突破这一观点的，是新加坡学者王润华。他首先发现了康拉德对老舍创作的重要影响。老舍在《一个近代最伟大的境界与人格的创造者——我最爱的作家康拉德》中说：“Nothing，常常成为康拉德的故事的结局。不管人有多么大的志愿与生力，不管行为的好坏，一旦走入这个魔咒的势力圈中，便很难逃出。……他的人物不尽是被环境锁住不得不堕落的……”（6）王润华就康拉德的代表作《黑暗之心》与《骆驼祥子》作了比较，认为在《黑暗之心》中水手马洛进入的“不但在地理上是当时还落后，原始的黑暗大陆的心脏，同时也是人类黑暗的心灵”；而在《骆驼祥子》中，“祥子走进人和车厂看见的不止是洋车，他实际上走进被剥削者的灵魂里，以及一个从流氓变成剥削穷人的资本主义者的丑恶心灵。”（7）但必须看到的是，《黑暗之心》中的库尔茨是以“为了向人们宣扬我的思想，这是一种责任”而作为“拓荒者”进入“黑暗之心”的，他死不瞑目：“太可怕了！太可怕了！”（8）与此不同，祥子却“入了辙”，知道怎样的自私，并尝试一些以前他不敢做的事而不以为意：
平日最可怕最可耻的一件事，现在他打着哈哈似的泄露给大家——他撒不出尿来了！（《老舍小说全集》，4：428）
因此，倘若将这两种“堕落”相提并论，会失去主体，而只是“宏观地”把握了以下这个因素：命运。
老舍本人也不否认这种“宿命”般的因素，他曾在描述左拉等人的小说时说道：“人们好象机器，受着命运支配，无论怎样也逃不出那天然律。”（9）然而是否宿命论可以以一种理论的姿态涵盖“社会环境论”呢（似乎作为一种“辅助理论”：A，容纳非A）？这是很值得怀疑的。还有论者以查尔斯·泰勒的认同理论，试图从“承认”角度入手解读祥子的堕落，认为“个人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独白式的实践方式，它以拒绝与他者的协商、对话而使主体成为一个异质性的存在，从而导致承认的失败”。（10）这样一种观点，是太注重小说中“作者的声音”了。
但是，不论是“宿命论”，“社会环境论”还是“承认的悲剧”说，都无法解答祥子的悲剧终究背后是什么。是承认的失败？不，反倒是祥子在“堕落”后，变得可以与一般的车夫一样交流了，可是这种“承认”比起当初好强而孤立的祥子来，哪一个形象更“健康”呢？那么，是宿命吗？其实宿命和社会因素一样，最后容易堕入无路可走的窘境：因其是命，故无可抗拒；因其是社会，所以只有和官方意识形态相结合似乎才是“唯一”的明路。诚然，我不否认祥子的遭遇有宿命的成分，但我认为，在这背后终究还有一种更重要的什么东西被人们一直以来忽略了。安于“命运”的门下，而未能向“存在之真”走去。
在开始我的论述之前，有必要明确一下各家的一致的出发点：一、《骆驼祥子》是悲剧；二、祥子的一生最终归于堕落。
二
老舍在《我怎样写〈骆驼祥子〉》中谈到：“我所要观察的不仅是车夫的一点点的浮现在衣冠上的，表现在言语与姿态上的，那些小事情了，而是要由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到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车夫外表上的一切，都必有生活与生命上的根据。”并且“决定抛开幽默而正正经经的去写”。（11）于是，《骆驼祥子》便是主题和内容都是非常悲观的，祥子从肉体的崩溃到精神的崩溃，个人主义走到尽头……概括出这些并不难，难的不是去回答“为什么”，而是去回答“这意味着什么”。老舍要展现的是真正的民间，而“要真正很好地展现民间，需要像海德格尔所说的去‘解蔽’，否则知识分子虽然写的是民间故事，但实际上仍然是变相了的国家意识形态”。（12）因此，我们有必要将小说中的一些可能引起政治联想的因素如胡塞尔所称的那样“打上括号”，悬而不论。而将注意力集中在祥子身上。
祥子的一生的遭遇，首先与老舍个人的“去蔽”有关。如老舍所说，这是他的第一部严肃的小说。而一种弥漫于的悲观的情绪，是与老舍自己的“本真状态”分不开的：“因为穷，我很孤高，特别是在十七八岁的时候，一个孤高的人或者爱独自沉思，而每每引起悲观……我是个悲观者。”（13）
小说一开场便介绍祥子的健康而自信：
扭头看看自己的肩，多么宽，多么威严！杀好了腰，再穿上肥腿的白裤，裤脚用鸡肠子系住，露出那对“出号”的大脚！是的，他无疑的可以成为最出色的车夫：傻子似的他笑了。（《老舍小说全集》，4：229）
并且，不多会儿他便有了自己的车。然而因为兵变，祥子的车被抢了：“凭什么？”是他唯一想到的话。
在此之后，他便卖了三头骆驼而专心顾着买车：
从前，他不肯抢别人的买卖，特别是对于那些老弱残兵；以他的身体，以他的车，去和他们争座儿，还能有他们的份儿？现在可，他不大管这个了，他只看见钱，多一个是一个，不管买卖的苦甜，不管是和谁抢生意；他只管拉上买卖，不管别的，像一只饿疯的野兽。（《老舍小说全集》，4：265）
可以看出，这一部分已显示出老舍所批判的“个人主义”的成分。但其实西方所谓“个人主义”并非贬义词，在尼采看来，这种个人主义正是“健康的自私”，所倡导的是一种自爱，自强，自尊的精神。（14）不可否认，祥子正是用他的生命力量本身来战胜生命的痛苦，在此抗正痛苦而生的快乐，相当于生命本体的快乐。如果老舍的小说就此结束，那末这便是对尼采的那种“酒神精神”的肯定。“酒神精神的一个重要标志，乃是支配你自己，使你自己坚强！”（15）然而祥子再次失败了。他为曹先生拉车，结果遇上了孙侦探，于是：
一切的路都堵上了，他只能在雪白的地上去找那黑塔似的虎妞。他顾体面，要强，忠实，义气；都没有一点用处，因为有条“狗”命！（《老舍小说全集》，4：344）
而在此之前，祥子已和虎妞发生过一次性关系，有论者认为，从此祥子便脱不开虎妞织下的命运之网了。（16）但倘说命运主宰着祥子，那从一开始碰上兵变便是命运使然，不必等到虎妞的引诱。而虎妞与祥子的共同悲剧，我在下文会提到。
祥子在和虎妞结婚后，便觉不如意：
他第一得先伺候老婆，那个红袄虎牙的东西；吸人精血的东西；他已不是人，而只是一块肉。他没了自己，只在她的牙中挣扎着，像被猫叼住的一个小鼠。（《老舍小说全集》，4：364）
并且觉得“心中那点污秽仿佛永远也洗不掉”，在这儿，几种错综复杂的情绪纠缠住祥子，使他只能以拉车来使自己暂时“解脱”。但到虎妞入葬，他将第三次得到的车卖掉之后，祥子便几近崩溃了：
身量还是那么高，可是那股正气没有了，肩头故意的往前松着些，搭拉着嘴，唇间叼着支烟卷。（《老舍小说全集》，4：428）
随着最后得知小福子死去，他终于彻底堕落，“经验告诉了他，明天只是今天的继续，明天承继着今天的委屈”。自此，祥子已经失去了“自我”，至于后来他是否卖了阮明，已不再重要了。
这就是祥子概括性的一生。从中我们真的发现了“个人主义的末路鬼”么？或许有的，但不尽然。或者，这一切只是付与“命运”而一叹了之吗？我们必须明白：祥子的痛苦和这场悲剧的发生，是从根本上无可避免的，但这与其说是命运的束缚，不如说体现的是生命意志的冲动。祥子的生活合目的性吗？老舍在开头便交代了：“有了自己的车，他可以不再受拴车的人们的气，也无须敷衍别人；有自己的力气与洋车，睁开眼就可以有饭吃。”直到祥子最终堕落前一刻，他还有着生活的希冀和目的：与小福子一起到曹府做事，共同生活。但是，这种“目的性”并非出自本体论，而是出自一般的个人的意志要求。如叔本华所说：“无疑，每一个别的不幸在其降临时，似乎总是例外的；但是，不幸从一般意义上讲却是必然的。”由于“一切都是转瞬即逝的，如同一场无需任何势力的梦幻”（17），祥子最终苟且偷生，也未能明白怎样的生活值得一过。
叔本华认为，意志是世界的自在之物，而个体的人只不过是意志的表象。而归根结底，意志是一种盲目的冲动，个人受这种冲动的驱使，不断地产生欲望，欲望意味着欠缺，于是便产生痛苦。所以，一切生命“在本质上即是痛苦”。（18）王润华以为车是祥子性欲的象征（19），但我们不妨将洋车和小福子都看作是祥子个人意志的追求，由于祥子未能“认清意志的内在矛盾及其本质上的虚无性”从而自觉地否定生命意志，于是他的解脱是不可能实现的，他和虎妞都在肯定自己的意志层面上，不停地摆动于“无聊”和“痛苦”这个巨大的人生摆钟上（祥子更多的是痛苦，而虎妞则更多的是无聊）。幸福只有内在内心的和平与心神的恬静才可达到，困苦、忧伤并不直接来自于“无所有”，而是因其“欲有所有”而仍“不得有”才产生的。（20）祥子在虎妞的帮助下买了车，且有了家庭，但他却感到厌恶与委屈。这些都不是别的什么，而只是意志的现象，是意志的成为可见，是意志的表象化。叔本华指出：“人的本质就在于他的意志有所追求”，“一切一切，只要迎合意志，不管意志是在它自己的哪一种表出中，只要满足意志的目的，也不管这些东西在其他方面是如何的不同，就都用善（好）这一概念来思维”。（21）如果我们能从意志的显现来把握祥子的命运，就会看到：祥子试图以自身意志来创造自身，但正因如此，他是不自由的：意志惟有摆脱它的现象形式，回到本体，作为世界意志，才可能是自由的。可是，在本体论上，人的个体化原理——世界意志在人的主体上的客体化，为时间与空间（关于“世界意志”作为“物自体”的“无”，我将在下文着重谈到）——决定了他不可能拥有意志的自由，事实上，问一个人能否实现意志的自由，就等于问他能否成为不是他的另一个人。祥子最终堕落了，他看清楚了人生本是痛苦的，似乎是变成“另一个人”了罢，但他还是不自由的。或许这一基本认识最大的挑战来自尼采。尼采认为：人没有超验的本质，因而也就没有超验的自由和不自由……他在任何时候都可以重新创造自己的本质。（22）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尼采把宇宙的生成变化看作世界意志的创造行为，与此相应地把人的创造行为看作个人意志的生成变化。这种乐观却在复归“命运”的笼罩之中逃遁于强力意志的幻象。
祥子始终未能将个人意志的灭寂作为解脱，这或许是他悲剧的一生的根本原因，但叔本华的禁欲主义作为否定生命意志的途径，却不能让人满意。祥子在一开始不碰烟酒，甚至生病了不吃药，一心只想买车，戏剧性地在否定生命意志的表面下又强烈地肯定着它。经过三起三落的希望和失望的过程，我们可以认为，祥子所肯定的东西（洋车），便是我们称之为存在物的东西；面对这一存在物的否定，便有了“无”的概念。马以鑫先生认为，《骆驼祥子》正表达了“Nothing”这一中心：“最后的结果却是‘Nothing’，什么都没有了，连自身的‘我’都丢失了！”（23）其实，小说中表现的“无”有两种。
其一，是对生存的哀叹，即虚无。叔本华在论述这样一种“无”时说：“这会总虚无在事物存在的全部方式中把自己表现出来，它既表现在时间和空间的无限本质之中，也相对表现在个体存在的有限本质之中……它既表现在没有任何永恒存在的绵绵变易之流中，也表现在人的无休希冀和永不知足的欲念之中。”（24）应该说，这种虚无正是意志在实现自身追求时的必然结果，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虚无的不可见性已于世界意志的透明之中附上了它虚妄的可见之物，祥子在第一次拥有自己的车之后怀着侥幸心理去拉车，为的是多赚点钱；在曹先生家拉车时自甘命运捉弄，不敢回去见曹先生而走向虎妞；虎妞临盆时祥子根本是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对待之！于是，生存之虚无笼罩着他，但揭开这层摩耶之幕，却发现意志自己正在偷笑。而在这种生存的虚无之上，又是另一种更宽泛而又统摄着它的“无”，使祥子的生命意志的冲动所造成的空无刹时黯然失色，不知所踪，甚至成为“负值”：而此一“无”于是站于彼方，以自身的无言语来抵消这负值的个体的生命意志冲动：这种悖论下，“人”作为主体来试图认识这个“无”——此在之“无”，本体论上的“无”，以“无”而达至无所不有，“万有”。
这另一种无，一种仿佛是“物自体”意义上的“无”，叔本华以类似佛教的“涅槃”来描述之：“对于那些意志已倒戈而否定了它自己的人们，则我们这个如此非常真实的世界，包括所有的恒星和银河系在内，也就是——无。”（25）这样一种无在小说中始终是作为背面出现的，而老舍本人可能也未尝想到这种“自在之物”的存在。但是，通过祥子的遭遇，虎妞的不断的欲望，小福子的自身追求与被压迫……正如老舍自己所说：“雨并不公道，因为下落在一个没有公道的世界上。”因其未现本来面目，就连曹先生也是苟活的人（这在他与阮明的关系的叙述中可以看出来），我们就越是似乎可以看见一个隐约的——尽管是不可见的——“本真世界”。“世界的内在本质，自在之物，是永不能以根据为线索而得发现的；相反，根据律导致的一切，本身就总是相对的、有待的；总是在现象之中而不是自在之物。”（26）叔本华从反面道出了这种“物自体”（自在之物），也是由于这一点，自在之物不可能被认识，独立于认识的一切形式之外，并且独立于“是主体的客体”之外。他认为：“（意志）从而只是‘一’了；然而如已说过的，这‘一’既不象一个个体的‘一’，又不象一个概念的‘一’，而是一种与杂多性可能的条件，亦即个体化原理不相涉的东西。”（27）这很容易让人想到老子的“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老舍没有详细介绍小说的背景怎样，但可以从祥子的经历看出，这是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社会并不太平，人事又多纷杂，在貌似一切混乱的变动不居中，背后却让人隐隐约约感觉到一种自在的存在：它常在，恒在。然而，这是一种本体论上的不可知，老舍为小说中所有人物设置了这样一个局限：这是所有人的认识边界，不是出于无知无能，而是无法认识。要解脱有法子么？有的，那就是“如其所是”地看。王乾坤指出：“（这样一种看）不能理解为经验状态，不是一个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对象，不是可以靠知性科学研究的对象。‘如其本来’的‘山’，是超于主客关系状态的真在。”（28）在此意义上，祥子的买车，虎妞的结婚，都是一种“分有”的形式，离本真状态还远着呢。本体论上的“无”，不是经验常识中的“虚无”，而是一种本体之“无”的丰满性，是一种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者。这个无不是没有，这个无不是徒具空名的无，不是虚无主义的无，而是无所不在的无，是“有无相生”的纯粹构成态。（29）
正如我们可以在看过许多洋车后提取出一个“共相”，在《骆驼祥子》中我们一样能够感觉到存在于“一切皆流”背后的“无”：这不是“命运”，如果可能的话，不妨就将其称做世界意志的主体本身。它不再是面向世界的个体的客体化形式，这决非一个名目而已，重要的是，在世界意志之下人们却无法体认它。它对“人”之个体而言将永远是“无”：没有好坏，没有应然和本然，自在之物从来就是这样的恒在。祥子依其“分有”的个人意志冲动，最后不得不承认人生的痛苦，这是一种“无”；将祥子的一生与环境相联系，就其“本来”而言，这又是另一种的“无”。“有，如果是实在的话，那么，无也就是实在。无使有成为可能，但在有当中，无自身也成为可能。”（30）于是，一种“原初的混沌”也在小说的背面透露了出来：既非命，也非社会，而是“它自身便如此”。
如果明白这一点，那么祥子的毕生追求，也即对生命意志的肯定过程，即表现在“分有”的形式挣扎之中。叔本华如此论述意志自由：“在个别的个体的情况下，即在既定的个人性格方面，每次的意志动作，并不是必然地由这个人通过所处的外部环境所决定的，而是在这时既可以产生这样的结果，又可以产生那样的结果。”（31）对祥子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他由于自身的局限不可能有一点意志自由，他在“去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终于在满目遮蔽的沉沦下由“人”走向了“兽”，却自以为“入了辙”。叔本华认为“某物是存在的，而同时确实又是无，这就等于是说不存在，因此是一个矛盾”，其实不然。他没有意识到，他所给的“世界意志”本身这一概念，已经上升到本体论的层面上，我已说明过，本体论上的“无”提供给人们的是一种存在的本真，说“不存在”就又返回到经验意识中去了。
那么，祥子的悲剧便没有出路了吗？如果只是“如其所是”地看，那不相当于无作为地听天由命吗？并不是的。否认意志并不是如叔本华本人所提倡的“禁欲”——祥子其实是从“禁欲”走向了纵欲——而是对“有限”的一种否定，是对“生存之虚无”的解蔽、超脱，结合小说来讲，便是祥子对欲念的反思，回返到“思”之中。但老舍没有提供答案，我也不可能找到形下层面的解答：为祥子指明一条“应该怎样”的具体道路是不可能的。只能说，这种“无”中之“有”，“万有”，乃是一种“寂然原在，似乎是什么都没有的虚无，但在思辨哲学里，唯其无，它才最有无所碍的活跃品格，才可以像一个绝对不停息的革命家一样，推动并贯穿于一切历史的进程。”（33）按照歌德的说法是：守住纯粹，“各种生活皆可以过，只要不失去自己。”
说得太玄了。就小说来看，祥子并未能了解到生命意志无止境的冲动，因此肯定自身的意志，他三次喊到“凭什么？”，其实根本是想问：“凭什么我的意志欲求得不到满足？”如此一来，他看不到世界意志在个体上的表象，更不能了解本体论上的“无”，止步于生存的“Nothing”中痛苦不堪。在这一角度讲，尼采的“创造自身”可谓乐观且积极的良药：努力进取，而不求什么目的。这乍听之下几不可行，但这非“无目的的生活”，而是本原、应然的“有”，是肯定主体性而承认生命意志只是一种世界意志的客体化“分有”形式，这是一种主体自觉。《骆驼祥子》中并没有如此的一个觉悟的人物，因为一旦有一项标准，便有一个具体的“模态”。而任何一种模态都不是本真自由的，“去蔽”后的纯真态不需要概念的界定。
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老舍小说全集》，4：463）
祥子终其一生未能“解蔽”而达到生存之澄明，陪他走向末路的实际上是个体意志的冲动。
三
从祥子一生所体现出来的两种“无”，终于归于寂然无声。那种在小说表面上缺席了的“无”，本体论上的“无蔽”之“无”，打开了通向一切实在之门，这里的实有，即是万有，不是祥子梦寐以求的车（即非“本然”），而是祥子生活的“应然”。但是一旦将其形下化，就很可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正确走向革命斗争道路”之类的话语。在前面的论述过程中，我有意将虎妞对祥子的作用悬置了。因为在从个体的生命意志到此之为其“分有”形式的本体论之“无”（世界意志的“主体”）中，虎妞其实与祥子的命运是一样的。在这里，我并不想否认我的这一观点，只是想作一点补充。
王润华认为：“祥子在街上虐待洋车跟虎妞在床上虐待祥子，其病态都是一样的”，“祥子为了金钱，拼命拉车，就象虎妞为了找回青春，过分要求性爱，拉车也是一种性爱发泄的象征”。（34）我不大同意这种说法。在我看来，虎妞的勾引祥子，其实是使其在可能“去蔽”的路途中又加了一道坎，又一次加速了祥子堕落的过程——也就是投降生命意志的过程。在追求洋车的意志冲动不得之下，虎妞的性虐待更是雪上加霜。祥子不喜欢虎妞，这便打破了他们婚后生活安定的可能。于是，在此刻刺激下祥子更深地走进了意志冲动的死穴，最终为黑暗所吞噬。在虎妞死去之后，老舍还造了一次祥子希望重新做人的幻象，但在生存之“虚无”的限制与本体论上的“无”中，不正视这两种“无”者，注定堕落。
或许，从生命意志乃至上升到本体论上的“无”可以为祥子的悲剧提供一个解答。“Nothing”的意蕴，也由此扩展到了“Everything”，这便是本文的题目之所由，也是祥子悲剧之所由。而在这一点上，应该说祥子和《黑暗之心》中的库尔茨，乃是一致的了。
二00五年五月廿九日
后记：这篇文章写得很仓促，尤其是由生命意志至“物自体”的“无”的阐述中，有脱离文本之嫌。然而也没有办法，有一点要说明的是我将许多人物（如刘四、二强子等）放在了“括号”里，并不是由于这些人物不重要，而是我以为，我切入的角度不希望被与“资本主义”一类的名词混淆起来，更不希望看到什么“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等等，因此姑且存而不论。
至于“人和车厂”到“白房子”的观察，王润华先生的《老舍小说新论》里有较全面的论述，在此我便不再重复了。希望老师指正，并谅解本文中可能有的一些较为晦涩的字句。
注释：
（1）本文所引《骆驼祥子》的相关语句皆出自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的《老舍小说全集》。
（2）老舍：《我怎样写〈骆驼祥子〉》，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老舍专集》（上册），第91页。
（3）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第31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5）参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老舍专集》（下册），第37、59页。
（6）转引自王润华：《老舍小说新论》，第63~64页，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
（7）同上，第142~143页。
（8）康拉德：《黑暗深处》，黄雨石译，第157、159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9）转引自王润华：《老舍小说新论》，第126页。
（10）参见唐克龙：《〈骆驼祥子〉：承认的悲剧》，河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11）同（2），第90~91页。
（12）同（3），第295页。
（13）转引自孙洁：《世纪彷徨：老舍论》，第14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孙洁认为，由孤高导致的冷眼旁观成为老舍很长一段时期中重要的生活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冷眼旁观造就了山东时期的老舍。我想，这对老舍之后的创作生涯同样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14）参见周国平：《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第15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5）同上，第78页。
（16）参见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第307页。
（17）参见《叔本华论说文集》，第432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18）参见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第56、57、68、71节，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19）参见王润华：《老舍小说新论》，第144~171页。
（20）（21）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137、494页。
（22）同（14），第118页。
（23）马以鑫：《现代文阅读八讲》，第165页，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24）参见《叔本华论说文集》，第431页。
（25）（26）（27）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564、65、188页。
（28）王乾坤：《文学的承诺》，第36~37页，三联书店，2005年版。
（29）参见王乾坤：《文学的承诺》，第40~56页。
（30）竹内好：《近代的超克》，李冬木等译，第142页，三联书店，2005年版。
（31）（32）叔本华：《论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任立、孟庆时译，第52~53页、第85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33）同（28），第230页。
（34）同（19），第1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