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系何处——老舍的悲剧（一）
“树欲静而风不止。”这是五六十年代人们很熟悉的警句。
如果从自然规律理解这话的寓意，是很富有哲理的。狂风拔起老树，巨雷劈倒大树，并非少见的情景。大树老树虽然根深枝繁叶茂，但它对风的阻力大，树冠高挺，触雷遭电击首当其冲。大自然给予人类很多启示。所以有“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这；行高于众，人必诽之”的古语。
老舍先生曾感叹说：“年轻人，总急着出名，他们不知道，名人不是那么好当的。成了名人，那名字就不只属于你自己，有更多的社会义务。当名人，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甚至牺牲个人的自由……”
这是一位知名作家的深切感受。
新中国建国后，十七年的岁月里，老舍得到人人注目的荣誉、地位、职务，他曾代表新中国出访不少国家，也出席各种国际活动，他在文艺界多种领导机构中都有头衔儿，又是全国人大代表，是备受尊重的名人。但他的艰难路程和内心的苦闷却少为人知。这里蕴含了悲剧的实质。它留给后人许多启示。
五十年代，许多文艺界知名人士和北京有着亲密的联系，在文学艺术活动中，在新中国的文艺事业发展历程里，留下了他们闪光的脚印儿，在北京开拓文学园地，培养作家艺术家队伍，进行了开荒撒种的工作。老舍以他广泛的社会影响和知名度，成为重要的角色，发挥了作用。这时期里，我曾作过老舍先生的秘书工作。往事像散落的回忆中的珍珠碎片，仍能感觉到那耀眼的光辉。叙述往事的片断，就像咀嚼橄榄一样，直到今天，才真正体会到那其中的意味。
投湖，无言的自白
文革初期，红卫兵闹得全国天翻地覆时，我成为专政对象。通过审讯我，得知老舍先生投湖了。当时，我并不感到惊讶。我认为，以老舍的性格，那是必然的结果。
老舍这个人，从不说违心的话，很讲骨气，宁折不弯。他和人交往，坦诚相待，对方地位多高，权势多大，决不捧场，也不随声附和，总是提出自己独立的见解。对地位低的所谓小人物，他也不摆架子，而是倾注一片热情。
老舍很有个性。他的传统文化观念很深，把人的尊严，看得很重，“士可杀不可辱”，决不屈从于强权淫威。他在欧美诸国多年，受西方文化熏陶，尊重人格是他处世的原则。他对任何人，各级首长、一般干部、司机收发、不相识的街头小贩……都亲切自然地称呼您。他热爱新中国，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满腔热情地歌颂和赞扬新社会，真心实意地为新中国的一切需要尽心尽力，但对某些问题他有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从不人云亦云。他赞成的事，总是主动表态，例如支援抗美援朝，公布婚姻法，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报纸上社论一出现，他就打电话：
“我的表态文稿已经写好了。向上级汇报或者发表，您就根据这份文稿处理吧!”
可有些问题，老舍决不轻易表态。
记得五十年代，前苏联曾公布一起医生专家谋害国家领导人的大案，震惊了世界。我国的报纸以显著标题报道了此事。上级了解各方面的反映，老舍是代表性人物，自然在名单中。我到了老舍家，提起此事，老舍板着脸，一字一句地说：
“我是中国人，怎么可能知道苏联的事实真相?”沉默片刻，仿佛自言自语般说，“粉身碎骨，坚持事实，历史会做出公正的结论。”
当时，老舍的神情似乎很沉重。
还有一次，前苏联公布了贝利亚事件。上级在当天上午要知道老舍的看法。我问到此事，老舍立刻回答：
“《人民日报》上是这样写的。我不可能比《人民日报》知道得更多。”
肃反运动中，有一次请老舍先生到文联主席办公室来，列席一个小型的会。负责人布置思想动员，在这少数人的会上详细地介绍了一个例子作为示范：一位著名的党员老作家，领导自己单位的肃反运动，一开始工作，就把自己的老婆打成了反革命，隔离审查，重点揭批等等，接着又介绍说，这位老党员因此多么有威信，立场坚定，敌我界限分明，党性强，觉悟高，是党员和干部学习的榜样……
讲完以后，会上的人哑口无言。这位负责人又特别问：“老舍先生有什么意见?”
老舍硬邦邦地说：“我想问一句，那位老作家的老婆，究竟是不是反革命?这是问题的关键!”
那位负责人坦然地回答说：
“最后审查清楚了，不是反革命，也没有政治问题。但那位老作家的做法对肃反运动的深入开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教育大家，为了革命的需要，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表现了对党的无限忠诚!”
老舍双目直视着这位领导人，落地有声地说：
“这样的事，我办不到。”
会场上一片沉默。老舍在众人沉默中起身离去，没和任何人打招呼。
我呆住了。直到老舍先生走到院子里，我才跑出去为他安排车。老舍默默地坐进汽车里，面孔阴沉。
我回到办公室，那位领导人严厉地问：“老舍说了什么?”
“一句话也没讲。”
“你说了些什么?”
我说：“‘开车送老舍先生回家’。这，司机可以给我证明。”
有一次，北京市文联在中山公园开理事会，会议似乎内容很多，中午用餐后接着开，直到下班时间以后才散会。老舍说：“让车送年纪大的理事，我离家近，走回去吧!”
送走了理事们，我送老舍先生回家。公园里游人已经很少，显得空旷而寂静。从古老的松柏树下走过，有些凉意。走到中山公园北侧，老舍在御河边的栏杆前停住了脚，望着静静的河水，叹了口气。暮色苍茫，河对面故宫的高大城墙变得模糊起来，像是一面巨大的影子。老舍望着御河的水凝神沉思，仿佛在梦中。后来，像喃喃自语般慢慢地说：
“三五反运动中，有的朋友跳进这条河里了。”
停顿了一下，他语调激动地说：“他没有贪污么!怎么能承认是大老虎呢!”
我说：“那也不该跳河!”
老舍神情庄严地说：“这也是一种表达意见的方式吧!”
我轻声说：“这种表达意见的方式不可取。如果是党员，还要开除党籍，定为背叛党，背叛革命。”
老舍默不作声，一动不动地凝望着河水，像一座雕像。
凉风阵阵，树影摇曳，幽暗的河水，仿佛深不可测。
我说：“天晚了，风有些凉。您该回家了。”
老舍又静静地站了一会儿，才慢慢转过身来，脚步沉重地走出公园。路上再没讲一句话。
老舍回到家，我就喊小莉。她是老舍先生最喜爱的小女儿，长得很漂亮，又极聪明，常常给老舍极大的安慰。小莉刚从里屋跑出来，老舍先生却回到他的写作间去了。
老舍先生在御河边的情景和神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久久映在我的记忆里。但我从未对任何人讲过。
文化大革命初期，老舍投湖，人们觉得是个谜。实际上，在文革的惊涛巨浪掀起之前，已经风满楼了。当时，思想学术界拔白旗，许多知名学者受了批判，作为白旗给拔除了，批倒了。学术界的紧张气氛，高等院校的情况，老朋友们的处境，一一在目，老舍对自己的结局，是不会没有思考的。当时，有人已经整理了老舍的材料，供批判用，并送到了印刷厂，后来又把这些材料报废了，当然，老舍自己并不知道。
有一点老舍心里肯定很明白：在强大的政治斗争漩涡里，个人的力量是很微弱的。
尽人皆知，以周总理的威望和身份，都不能力挽狂澜，他费尽心机地保护一些人，尚且那么艰难，一个文人老舍，怎么能保住自己和老朋友们?
人们都认为老舍是文化界知名人士中的得天独厚者，而作为一位世界著名的作家，他对自己的力不从心，那种痛苦和迷惘又有谁知道?老舍的经历和心态，在广大知识分子队伍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面对新的课题
五十年代初期，组织分配我作老舍先生的秘书工作。
我对老舍的第一个印象是：一位年迈的老人。其实，他才五十岁。可我总觉得，他是年纪很大的人了。冰心和老舍是同代人，我对冰心却没有这种感觉。
老舍怀着满腔爱国之情回到新中国，他倾注全部心血，愿为祖国的建设做出贡献。全国人代会上，毛主席和他交谈，他回来后兴奋不已，向全体工作人员转述。周恩来总理请老舍夫妇、曹禺夫妇到家中作客，老舍讲起此事，非常激动，他不止一次感慨地说：“总理尊重艺术家，非常重视艺术家的意见，他总是在轻松愉快的说说笑笑中，就阐述了方针政策，对许多难解的问题给予了回答。”
老舍学习很认真。他还自费订阅《文艺报》，每一期每一篇文章都认真看。但他在艺术追求方面，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并很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肯盲从，也绝不作无原则的吹捧。当时，一位革命资历很长的女作家，写了一部小说文稿，请老舍先生看，希望他能公开发表意见。过了些日子，这位老作家亲自到市文联主席办公室来听取意见。
老舍先生确实极认真地看了这部作品，并准时来到办公室。这位老作家进门坐下来，开门见山地说：“听听你的意见喽!”
老舍先生把文稿放在茶几上，直率地说：
“作品写得太干巴，缺乏文学性。”
这位老作家面孔严肃地说：
“我的作品就是不要月亮啊，星星啊，树呀草呀花呀的。我们无产阶级，不欣赏那些东西，那是资产阶级情调……”
老舍也满脸严肃地说：“那就不要拿给我看。我就是资产阶级。我喜欢太阳，也喜欢月亮星星，还亲自种树养花。”
于是两人沉默相对，再无语言。几分钟过去了，我在旁边不知如何是好，忙拿起暖瓶往两人的茶杯里添开水，慌慌张张竟碰倒了茶杯。我惊讶地发现：茶水顺茶几的玻璃面向下流淌，竟滴落在女作家那雪白的高跟皮鞋上。女作家却没有对我发怒。
那个历史时期，很强调工农化、革命化，批判一切装饰打扮行为，资产阶级情调是具有很重分量的批判词。我们是燕京大学的学生，从学校出来到工作岗位上，都扔掉皮鞋换上布鞋，开始还是统一发的毛边底子布鞋，男女统一的样式，圆口，不分左右脚。当时的革命队伍中，穿白色高跟儿皮鞋的仅只这一位女作家。这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新中国成立了，文化艺术工作面对新的时代，如何肩负起新的任务?这是很迫切的问题。人数不少的戏曲界人士，流浪街头的盲艺人，从事个体劳动的国画家……都面临着新的课题。如何适应新时代的需要?
老舍先生是北京市文联主席，北京的文化界人数居全国之首，众多戏曲界、国画界人士成为老舍家中的常客，老舍先生都热情接待，尽心尽力帮助。许多从未接触过革命文艺的文化人、演艺界人士，要为新社会做贡献。文化事业要发展，不能撇开这批人，怎么着手组织起来?老舍和赵树理带头组织了大众文艺研究会，组织老文人写戏曲剧本、曲艺段子，老舍自己带头写相声、鼓词、曲剧……
当时戏曲还都是戏班，并没有国家津贴，老舍先生很急切地呼吁：“戏曲界那么多人要吃饭哪!而且艺不能荒，总要演出啊!要多一些人写剧本。”
国画家多是画山水、花卉、鸟兽，有一种论调认为这不能为政治服务，于是出现了山水画中生硬地加入红旗飘扬、拖拉机奔驰等画面，老舍先生很不赞成，他一次又一次地发表意见：“国画具有民族艺术之魂。画中意境、艺术魅力，感人至深。生硬地塞进政治内容，破坏了艺术，也没有了政治。”当时，国画没有市场，又没有出版的机会，老舍甚至亲自帮国画家卖画。国画大师齐白石先生的画，一个扇面才五元钱，一幅裱好带轴的画才一百多元，在市文联主席办公室，摆满了国画，你来看，我来看，可没什么人买。
老舍先生说：“你留一把齐白石老人画的扇子吧。我出钱。”
我摇摇头，说：“这是男同志们用的扇子呀!”
老舍说：“你不用，保存着也好么。”
我说：“不要。宿舍里连个书桌书架儿都没有，还保存扇子?往哪儿放啊!”
只有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曾平买了一把齐白石老先生画虾的扇子，付了五元钱，还说：“老舍亲自为齐白石卖画，一幅也卖不出去，总不大好，我就买了这扇子吧!”
除他之外，再没第二人买。老舍先生无可奈何，就自己买下许多画存放在家中。
于是有一种舆论，说老舍先生旧意识很浓，欣赏趣味，结交来往的朋友，大都是旧艺人、旧画家、封建文人等。还说他把浓厚的旧意识带进市文联机关来，主席办公室变成旧文人的据点儿了。老舍赏识的干部也是旧意识旧作风的典型，像金受申、金寄水、汪曾祺……其实这些人工作勤勤恳恳，从来不招谁惹谁，更没有伤害过谁，他们除了工作，很少言语，更不参与任何是非矛盾，可不知为什么，有人总是看他们不顺眼，并且和老舍挂起钩来。幸而老舍对这些议论全然不知，不必为此而伤心。我却感到压力，未免诚惶诚恐。我很爱冰心，她早期是从燕京大学出来的，后来我也在燕京大学读书，燕京大学是和美帝国主义联系起来的，伟大领袖又写过《别了，司徒雷登》的专论，老舍又是从美国回来的，如果哪位积极分子用政治眼光一联系，就够我受的。虽然我从中学时代就参加学运，在地下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但这也不能为我打保票，在政治运动里不受冲击。可我不敢对任何人讲，只在心里时时提醒自己小心谨慎。
抗美援朝热火朝天。人事保卫科一位女干事交给我一张宣传画。画面上一只大手伸向前，迎面指着你，文字是：“你为前线做了什么?”画中人物的眼光严峻逼人。这位女干事说：
“你把这张宣传画贴在醒目的地方。主席办公室也该有点革命气氛了。”那语气，那神情，很像是……市文联主席办公室，只有主席办公桌对面有一面墙，其他几面都是门，办公桌后是柜橱，我就把那张宣传画贴在主席办公桌对面的墙上。正巧老舍那天来办公，在办公桌前坐下来，一抬头就看见那张宣传画，老舍愣了一下，静静地看了几分钟，没有言语。我把信件等拿给他，他一边处理信件，不时地抬头看那张宣传画，目光很专注。我也不知说什么好。一会儿，汪曾祺来了，进屋看见那张宣传画，不以为然地大声说：“怎么把主席办公室弄得像中学生宿舍?”
这话吓了我一跳。人事保卫科就在文联主席办公室旁边。汪曾祺这人从不讲违心的话，可他对政治斗争的严酷性像儿童一样全然不懂。汪曾祺离开办公室以后，老作家端木蕻良来了，谈几位作家的文稿。老舍先生离开的时候，还对那幅宣传画认真地看了几眼。老舍走后，端木老师悄悄对我说：“把那张宣传画取下来。”
那张宣传画只贴了半天。
女干事特别问我：“那张宣传画呢?”
我说：“团支部活动布置会场借去了，没还回来。”
幸而，当时的人事保卫科长肖甲、吴瑜，毫无害人之心，只轻描淡写地说几句：“群众反映，注意点就是了。”后来的政治运动中，肖甲还极力为汪曾祺、姚锦遮风挡雨，在当时，实在难得了。
老舍的住宅，北房东屋是卧室，当中两间是客厅，通客厅的小西屋是老舍的写作间，窗外的天井成了小小的花房，老舍先生自己种花养花。老舍先生喜欢菊花，每年菊花盛开时，老舍就备家宴邀市文联的干部到家中赏菊，饮酒，说说笑笑，很是热闹。院中有一棵柿子树，树干不高，结的柿子却很多，成熟的红柿子，像灯笼一样悬挂在碧叶绿枝中，十分耀眼，老舍很喜爱这棵柿子树，常常引客人欣赏它的累累果实。老舍说：“过去官宦人家看不起柿子树，可它是贫寒人家的宝树，果子能当粮，平民百姓谁家不吃柿饼?柿子霜还是好药材呢，治口疮神效!”说到菊花，老舍更是神采奕奕，总喜欢领人观赏他的财富，指着花朵赞叹：“别看它花瓣儿柔嫩，可抗得住风雪严寒，盛开在百花凋零时节。”
老舍虽然是著名的老作家，却面对许多新课题，那不是文学创作水平和技巧能解决的。当时的口号是：文艺为政治服务。
老舍真诚地响应党的号召，带头写了不少配合政治宣传政策的通俗文艺作品。他认为这是自己应尽的义务。
“国家大事，文艺界不宣传，谁宣传啊?魏喜奎要宣传婚姻法，没本子，总得有人给她写呀!别看不起通俗文艺，老百姓需要啊。大作品要写，而且要写好，曲艺、快板也不可缺。我们国家不识字的人还多着哪!”
老舍多次讲过这样的话。
倒是一些从解放区来的知名作家，对通俗文艺并不关注，甚至表现出某种程度的轻视。作为解放区一面旗帜的赵树理，也并未见他在文艺界有多少实质性的权势和地位。他在市文联挂副主席的衔儿，竟然出现过他忍无可忍地向一位副秘书长下跪的事，似乎他不懂副主席比画秘书长的官位高，他也不会利用职权处理自己的下级，竟然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他写的快板、唱词，在文艺界有多少人真正重视，实在难说。老舍和赵树理，心中都装着老百姓。然而，老舍在小说、戏剧创作的实践中，确实面对许多新的课题。
老舍想写出自己满意的、艺术上成功的作品，必须从理论和创作思想方面对许多新课题进行探索和思考。
这需要勇气，也需要支持，还需要借鉴老朋友们在实践中的追求和成果。他特别关注曹禺、巴金的创作成果。
魂系何处——老舍的悲剧（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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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向新生活
老舍对从解放区来的老作家们是很尊重的。他和赵树理相交颇深，赵树理像个老农民，人生经历、生活习惯、接受的文化熏陶和老舍完全不同，但老舍和他很谈得来，老舍敬重他的朴实宽厚真诚，在对待通俗文艺、语言大众化方面，两人更是有共同主张。两人认识不久，就像老朋友一样。但有些从解放区来的党员老作家，似乎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政治优越感，特别是某些有地位有职有权的代表性作家，掌握着文艺阵地，在文坛上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他们对老舍只是礼貌性的尊重，场面上打招呼而已，实际上从无任何个人交往，似乎老舍不属于他们的圈子，甚至一些礼节性的场面，也能微妙地感觉出来彼此之间的某种冷淡。
老舍在文学创作方面苦苦地追求，他想写出新时代里成功的作品来。他很努力地去表现工农兵。“写青年突击队”下工厂，还请两位青年作家协助他搜集材料。写出剧本来，他亲自读给大家听，虚心听取意见，认真地记录，一遍又一遍地修改。当时，文联的创作干部都热情地给老舍的剧本初稿提意见：什么党的领导不充分啦，矛盾斗争不突出啦，政治性不强啦……等等。讨论完了，老舍结论似地自叹说：“写的是青年突击队，可结果最不可爱的人物，就是那青年人。”改了一稿又一稿，废稿一大摞，老舍知道这部作品失败了。工人阶级，工人的生活，毕竟不是老舍熟悉的方面，那不是短时间的采访能解决问题的。
老舍还写《方珍珠》、《西望长安》、《女店员》、《红大院》……都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
创作实践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使老舍感到很苦闷。他熟悉的人物不能写，需要他写的人物他了解不深，而他又非要写出成功的作品来。面对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中的现实，他挣扎得很艰苦。但他坚持写，从不辍笔。他还努力去深入工农兵的生活，努力去写工农兵，怀着饱满的政治热情，亲自去抗美援朝前线，代表文艺界去朝鲜慰问志愿军。这对老舍先生不是容易的事，他一双寒腿，最怕潮湿寒冷，平时走路都用手杖。他每天离不开热茶，在朝鲜却喝冷水。但这些困难他没放在心上。去朝鲜前线他很兴奋，临行前两天到市文联办公室来，还风趣地对我说：“我能为前线做的很少，但我可是去前线了，也算一名残疾老兵吧!”他还记着那张宣传画呢!我觉得很抱歉，却当了说什么。
我也很希望去朝鲜前线，那时青年都自觉地去艰苦的环境锻炼，何况我是从燕大出来的学生干部，没经过战争的洗礼，总有改造不彻底的自卑感。我请老舍帮我向上级讲几句话，批准我去前线。
老舍听了我的要求，幽默地说：“我提任何建议和意见，都是通过您向上级反映。这件事，我也只能由您向上反映喽……”
我无可奈何，只好作罢。老舍又说：“我瘸着腿，背不了行李，就穿着棉衣和战士们在坑道里滚了。您是年轻的女同志，怎么办?”
那天，志愿军慰问团出发，去北京站欢送的人群前呼后拥，戏曲界更是热烈非凡，鲜花、红旗、锣鼓……梅兰芳先生周围欢送的人围了一层又一层，而老舍先生却没有人去欢送。不巧，那天正好赶上周总理向文艺界做报告，许多人都去听报告了，我又必须留下值班。但老舍作为文学界的代表赴抗美援朝前线，总应该有人专门去欢送的。司机回来一说，我不禁愕然。
老舍从抗美援朝前线来信，情绪很振奋，信中说：“战士们的荣誉感很强，觉得不立战功，就愧对祖国亲人。我在坑道里和战士们交谈。这双寒腿及喝凉水的习惯也能适应。我要写出抗美援朝所仅见的文字来……”
这就是后来与读者见面的作品《无名高地有了名》。
这一次，老舍文学创作上又没获得预期的成功。文学界对这部作品也颇冷淡。老舍心情沉闷。
作为一位著名的老作家，新中国时期，老舍在小说创作方面没有满意的作品，这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这却使老舍痛苦。记得有一家大出版社把老舍解放前的小说选取了片段出版，还没有小三十二开本的一半大，几十页，像解放前印的小唱本一样，书名《大杂院里的人们》，大概是《骆驼祥子》中的某些章节。收到样书，老舍先生正在朝鲜前线，我写信时顺便提了这本小书一句，没想到老舍对此事非常关切，写信来详细地问：“此书哪家出版社出版的?究竟是从哪部作品中摘选的?选取的又是哪些章节?内容提要是怎么写的?”开始，我不理解，老舍对这样一本小书，何至于这样看重?后来，我渐渐明白了，那是一个信号，是对老舍解放前的小说给予承认，并且出版了，尽管它只是片段。因为出版社都是国家的，出版什么书是经过领导批准的，具有权威性的表态。
老舍从朝鲜前线回到北京，我通知了各方面，其实这样大的新闻性事件各有关部门不会不知道。结果去北京站接老舍先生的人，只有曹禺先生、凤子、人艺一位专演儿童的女演员，市文联只有副秘书长王松声和我，还有师母胡絜青。
火车渐渐停下来，站台上的人群拥向各节车厢的门。我们找到车厢号，老舍先生第一个从火车上走下来，人艺专演儿童的女演员迎上去献了花。我对献花还很不习惯，手里拿着花束，却不知怎么是好。老舍先生幽默地说：“我看这么办吧!把你手里的花给我，把我手里的花给你，咱们交换好不好?”大家都笑了。我忙把花束送到老舍先生手中，接过老舍先生手里的花束交给了师母胡絜青。老舍先生和曹禺先生亲切地交谈着走出了月台。
曹禺先生对老舍和他的作品表现出热情的关注和支持，老舍为人艺写剧本是否和这有关?记得一次老舍去人艺，夜晚回来时，曹禺先生亲自安排车送老舍，还嘱咐司机送老舍先生到家后送我到市文联，对老舍先生表露出来的那种发自内心的真诚关切，我从文艺界其他单位不曾感觉到。
祝酒辞：“各尽所能”
准备成立北京作家协会的事，几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因为政治运动不断，三反五反、反胡风、肃反……就把这事冲了，几起几落，没有结果。一九五六年全国青年创作者代表会议以后，又提起这项任务来，正逢制定十二年规划，北京市文学创作领域奋斗的目标，培养作家的办法，以及文学事业发展远景等都要研究，经北京市委批准，由老舍先生出面，请一些文艺界领导及专家在萃华楼吃饭，议论一下成立北京作家协会的事，征求各方面的意见。
老舍先生列了个名单，让我去中国作家协会听取郭小川同志的意见，请他最后确定名单。市文联秘书长提出：还应听取×××同志的意见。老舍说：“主持中国作协日常工作的是小川同志。小川同志会和其他领导成员交换意见的。这是一份初定名单，找那么多位领导，如果意见不一致怎么办?我们能把哪位领导的意见否定了?谁来裁决众位领导的不同意见?总不能再写份报告向上请示吧?那不是没事找事吗?将来，北京作协的领导成员还是另一回事，由中央和市委决定。这次聚会，只是听听各方面意见，对成立北京作家协会有些什么建立和想法，也表达北京市的一点敬意罢了!”
我拿着老舍列的名单到中国作协去见郭小川同志，小川同志很认真地看过，谦虚地说：“我的意见仅供北京市领导参考，最后的名单还是由市里确定，这里边中国作协的领导成员不必去那么多，一两位就够了。”我说：“请了某一位，不请某一位，会不会产生误解有意见?好像北京市对中国作协的领导成员有亲有疏。”小川同志说：“这与北京市无关。你们只请中国作协，谁去参加我问过中宣部就是了。”我说：“老舍先生再三嘱咐，请您本人务必参加。”小川同志说，中国作协去两人吧。他向中宣部打过电话，就定下名单来。关于全国青年创作者代表会议北京代表团里的人员有三人列入了这个名单供选择，王蒙、邵燕祥、刘绍棠。小川同志讲了一些赞赏王蒙的话，但他经过考虑，认为：如果请他们三个人参加这次聚会，容易产生一种错觉，似乎未来的北京作协将安排他们任领导职务，而这些事还没经北京市委研究过，似乎不妥。最后，小川同志一再表示，意见仅供参考。
那天，以老舍的名义在萃华楼请客。茅盾先生最早来到，老舍先生很高兴。两人坐下来叙谈，老舍又谈起那个话题：社会主义戏剧，能不能写悲剧?两人谈得很热烈。当时我想：这场面，老舍先生怎么又谈起这个话题?为什么不听听茅盾先生关于成立北京作协的意见呢?又一想：也许老舍难得有机会和茅盾先生轻松地交谈，又很想听听茅盾先生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吧!我忙着招呼陆陆续续到的客人，也顾不上听二位老人的意见。最后来到的是小川同志，他骑辆旧自行车，半路上车坏了，推着车赶来，满头大汗。老舍先生对我说：“怎么不派车接小川同志?”我说：“以为中国作协有车……”小川同志很平易近人，连说：“我喜欢骑车，喜欢骑车!”
只等冰心同志一到，全体人员就到齐了。
我去打电话，冰心同志说：“实在抱歉，今天有事我去不成了。给你打过电话没人接，现在才通知你。”
我说：“您还是来吧!大家都盼着您来呢!您推掉别的活动，我派车去接您。好吗?”
冰心同志说：“今天的事我离不开。你不要对别人讲，会后可以悄悄告诉老舍，我的孩子今天结婚，全家聚餐。这事儿我可是重要角色啊!”我哦了一声，说了几句祝贺的话，就回来告诉老舍先生，冰心同志有事离不开，问候大家。老舍先生说：那就请大家入席吧!
那时，工作没经验，也不懂排座位，大家随便坐，结果茅盾先生和老舍先生没坐在一桌。等发现这情况，也不好再改变了。开始，老舍先生以主人的身份讲了几句话，后来就是席间随意交谈，各桌说说笑笑很热闹。桌上放了两种酒，老舍先生面前，斟了一杯白酒一杯红葡萄酒。席间，茅盾先生从另一桌走过来，面向老舍先生，手举酒杯，一字一句地说：
“我看，还是各尽所能吧!”
老舍先生举起斟满白酒的酒杯，先面向茅盾先生举杯，又面向大家，激动地说：“茅盾先生说得好!各尽所能。”
茅盾先生也举杯向大家致意。大家举杯饮酒。
茅盾先生向老舍微微点头，又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那天，大家情绪都很好，散席以后，还在互相交谈着。
老舍先生说：“让车送客人吧。我离家近，走回去。”
客人一一告辞后，我送老舍先生回家。
老舍很兴奋，脚步显得轻松悠闲。大街上，人来人往，时而发生拥挤，老舍先生就在商店门旁停住脚躲开行人。
“茅盾先生讲得好啊!各尽所能。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就应该这样!古今中外留下那么多感人肺腑的悲剧剧本，社会主义戏剧，悲剧就灭亡了不能存在?茅盾先生毕竟是作家……”
我听了这话一愣，说：“我把茅盾先生的话，理解成喝酒了。我以为各尽所能，是指喝红酒白酒呢!”
老舍先生一笑，说：“茅盾先生的话，是经过认真思考的!”
当时，已经开始整风运动，上级很注意各种言论，领导几次动员我带头发言，我都没发言。我觉得这时候谈论悲剧的题目，似乎不妥。但我也不好说什么，就默不作声。
老舍问我：“冰心家今天有什么事?”
“她的孩子今天结婚。冰心同志嘱咐不让大家知道。只告诉您一个人，因为您和她的孩子们很熟。”
老舍先生说：“是哪个孩子结婚。”
我说：“当时匆忙，没详细问。”
老舍说：“我要送份礼物，表示祝贺。”
我问：“送什么呢?”
老舍先生说：“选一幅国画吧!”
我说：“青年，大都不喜欢国画。现在有谁还在屋里挂国画呢?”说完，我就后悔了。因为我结婚时，老舍先生送我两张国画，是胡佩衡先生和于非暗先生画的。老舍先生题写上款时，写（羽卒）琳，羽字头从上半部移到旁边，变成了横宽形的字，还风趣地说：“你那么瘦弱，这样写就胖多了。”
那两幅国画我从来没悬挂过，因而无人知道，文革中少了许多灾难，这是后话。当时，我自觉失言，这不等于说我不喜欢老舍先生送我的结婚礼物么。而且，又联系到对国画的看法……
老舍先生对我的话并不在意，却说：“可惜，茅盾先生的话，大家没听明白……”
他又回到悲剧这一话题上来了。
追求、探索、思考、实践，美好的愿望，艰难的跋涉，沉重的脚印儿……
老舍曾梦想完成一部最感人的悲剧，结果，他在一出惊心动魄的悲剧中成了主角，演出在人生的舞台上。
孰是孰非?
老舍先生和许多老朋友平时来往不多，大家都忙，而且政治运动不断，老舍和文艺界的朋友见面多是在会议上，很少有机会互访。去欧阳予倩老人家，是少有的事。
老舍参与社会活动很多，但大都是场面性的。他似乎很孤独，常常静坐沉思默想。他对许多问题苦苦的探索、思考，并且很认真地学习。他自己花钱订了《文艺报》。有一次，不知什么原因，《文艺报》少送了一期。老舍先生几次打电话问，《文艺报》来了没有?因为找不到这期刊物，又过了月，外边买不到，我就鼓起勇气给《文艺报》编辑部打电话，说明情况，希望能从内部为老舍先生买一本，因为老舍先生还要把全年的《文艺报》合订成册，不能少一期。《文艺报》编辑部的同志回答说：“编辑部不卖刊物，都是留作赠阅的。”我问能不能送老舍先生一本呢!老舍先生在中国作协也任领导职务呢!编辑部回答说：“赠阅刊物的名单里没有老舍呀，这事要请示。”过了两周，没见寄刊物来，也没有回电话，我只好到处去找，最后从一位老作家那里找来一本，对老舍先生只说送报过程中丢失一份《文艺报》，后来给补送了一本。虽是过期刊物，老舍却很认真地看过。
这件事说明，老舍是文艺界的散兵，他不在某些文艺圈子之内。
一年后，原东德两位戏剧家来中国访问，他们的日程很紧张，但还是安排了半天拜访老舍，老舍特别准备家宴招待。前一天，老舍来市文联办公，嘱咐我一些有关招待外宾的具体事项。这时《文艺报》打来电话，他们有两位编辑要求参加老舍先生招待东德戏剧家的活动，准备将中德戏剧家的谈话记录整理后，在《文艺报》上刊出。我请示老舍先生，谁知老舍很干脆的回答：“我是自己掏钱请客，没准备他们的饭!”我觉得这话太生硬了，不知在电话里怎么回答才好。老舍先生坚持说：“你就照我的话讲。”我很为难，但也只得婉转地把话讲明，说这次是老舍先生个人接待东德朋友，很简单，只准备了三四个人的便餐。谁知《文艺报》的同志很坚持，说他们不吃饭，只听谈话。我就没话讲了。
这事我觉得很为难。《文艺报》的同志也是为了工作，这样回答似乎不礼貌。可能老舍不喜欢有记者参与他的家宴，那样会使随意交谈的轻松愉快气氛受到影响。老舍喜欢朋友间的自然交谈，如果记者将这种谈话加上自己不同的理解传播出去，也是使人烦恼的事。老舍并不知道我向《文艺报》讨一本刊物遭拒绝的事，但《文艺报》很可能把这事联系起来造成误解。考虑再三，那天，只好请楚琴代替我去老舍家中帮忙招待外宾，我借口有事躲开了。我对老舍那种不顾情面的讲话方式不大习惯，我喜欢冰心的风格，即使对她不赞成的事和人，她也不会使对方难堪，最多是以沉默表示拒绝罢了。老舍对某些事，有时会针锋相对，在幽默的语言中蕴含着一定程度的尖锐，甚至使人感到有些尖刻。但老舍和冰心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从不讲违心的话。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从来没有违心地伤害人。
冰心曾写过：
昨天游园，有人问我，你为什么喜欢玫瑰花?
我说，因为它有坚硬的刺，浓艳淡香都掩不住她独特的风骨。
老舍曾赞赏花椒树：
它有尖硬的刺，还有青红色麻辣味儿的果实。
恰好象征了他们的风格。
老舍和冰心，都在海外生活过多年，熟悉东西方文化，他们还代表新中国出访过许多国家，参加过不少国际文化活动，见多识广，面对文艺学术领域的课题，他们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这是很自然的事。但在出访来访的文化交流活动中，他们最看重的是新中国的尊严。为此，老舍认真地学习，无论是政策、理论，还是重点文章，都一字一句地反复阅读。
后来，反“丁陈反党集团”，批判《文艺报》，许多评论家作家们，几乎一致地表态紧跟这次批判，从不同角度阐明了这种批判的正确性。老舍却有为《文艺报》申辩的言论。北京市传达布置学习时，老舍对一位领导说：“《文艺报》是在中央直接领导下的刊物呀，白纸黑字印出来，上边都是看到的!如果真的出了问题，也不能完全是《文艺报》的责任。孰是孰非?应该实事求是。我看了《文艺报》，如果接受了《文艺报》的观点，那就是我的问题，我又不是小青年，长着脑袋干什么的?到这会儿了，我找《文艺报》算这笔帐去?要批，我只能批自个儿喽!”
市里的领导同志耐心地对他解释：“这是政治立场问题，也是态度问题，不理解可以等待，但不能唱反调。”老舍叹口气，不作声了。
魂系何处——老舍的悲剧（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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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魂系何处——老舍的悲剧（二）
非同寻常的证词
老舍和冰心是几十年的老朋友。解放后，冰心一家人回到北京，老舍先生带我去看望冰心。当时，冰心同志家住东城洋溢胡同一座大院，听说这是中央特为冰心准备的房子。老舍先生进了朱红色大门，在院子里就喊：“老舍来了!”冰心在东厢房答应着：“请北屋里坐。”
北房是客厅，一长沙发，两个小沙发。冰心给我们沏了茶，亲切地问我：“你原来在哪个学校读书?”
我说：“我是燕京大学社会系的学生。”
冰心说：“我也是燕大的，咱们还是校友呢!”
我说：“清华、燕大社会系的系主任和教授都是吴老师的学生。”
冰心说：“可惜文藻今天不在家。不过以后你常来，会见到他的。”
老舍说：“市文联开个会欢迎你回来，和北京文艺界的朋友们见见面吧!”
冰心说：“要讲话吗?我刚回来，不了解情况，说什么呀?”
老舍说：“大家认识一下，也不用做什么准备。”又对我说：“你安排一下，到时候你来接冰心，另外还请女作家××和艾芜。他们刚从外省调来北京，北京也欢迎他们。”
我说：“好的。”又对冰心说：“您有什么事，就打电话找我好了。”
告辞出来，司机问我：“见到冰心了?怎么样?”
我说：“像极了。”
老舍问：“像谁呀?”
我说：“像冰心呀!”
老舍说：“冰心像冰心?我怎么听不明白呀?”
我的意思是说：童年时代就读冰心的作品，想象中的冰心，和我见到的冰心完全一样。所以说我说像极了。冰心像慈母一样，使我感到亲切和温暖。
欢迎会那天，准备先接艾芜同志，再接另一位女作家和冰心。中午，丁玲同志打来电话，说那位女作家在她家中呢，不来参加今天的会了。我一再恳切地邀请，希望那位女作家能来。丁玲同志说：“不用来车接了，她去不了。”
我接来了艾芜和冰心，老舍问：“怎么没去接女作家××?”
我说：“丁玲同志打电话来，说那位女作家来不了。”
老舍说：“定时间的时候你怎么不事先打电话问问，什么时间对她合适。你再打电话去，说车去接她好不好?”
我又打了电话，结果还是没有来，老舍很觉遗憾。
会上，冰心很亲切，和大家像聊家常一样，谈谈笑笑。有人问她日本的情况，问她回国途中的情形，也有人问她准备写什么新作品……冰心说：“我刚回北京，对新的生活，新的人物还不熟悉，写作需要一个新的开始。这方面还要大家关心我呢!那么，我先听听作家艾芜的创作经验和计划吧!”于是就请艾芜同志发言。
艾芜同志很朴实，讲得很实在，对冰心很尊重，会开得很热烈。散会的时候，冰心托我问候那位女作家和丁玲同志。
老舍按照周总理的指示，曾和冰心联名写信给赛珍珠，邀请她访问中国。信写好了，因为种种原因，这项计划后来取消了，信也就没寄出去。文革中，造反派的英雄们逼着我要材料：“老舍为什么请赛珍珠来中国?这事的政治背景是什么?”
我说：“不记得这事。老舍先生和朋友之间的信件，秘书没必要知道。”
造反派很蛮横，很凶，叫道：“这怎么是朋友之间的信?邀请美国作家来中国访问，能是个人的事?”
我坚持说真不知道。造反派就问还有谁参与了这事?我说：“没有人对我讲过这件事。”
最后，造反派作了一番训斥：“你要明白，这可是里通外国的事。以后我们查出来你隐瞒事实，从严处理。”
自从一九五七年我成了右派，和老舍先生就没有任何联系。我多年在农村劳动，所有的亲友都断了联系，这是事实。但追问“邀请赛珍珠来中国的事”，是有来头的，不会轻易放过去。我做了最充分的精神准备。可后来也没有再来追查。但这件事我心中一直不踏实。后来悄悄地打听冰心的情况，得知冰心和吴老师回到了北京，我就去看望冰心。冰心还是那么从容，亲切地问我家中情况。吴老师更沉默了，身体也显得更衰弱。谈话中，我就说了追查老舍邀请赛珍珠访问中国的事。
冰心很坦然地说：“是我和老舍两个人邀请赛珍珠访问中国，不是老舍自己的事。”
我说：“没有人知道你和这件事有关，你不必说。”
冰心说：“这事是周总理指示的，当然不必说。可我和老舍两人写的信，还是要讲清楚。”
我说：“那何必呢?老舍先生已不在人世，他们无法追查他，也就不能给他做什么结论。”
冰心说：“正因为老舍不在了，我必须为他作证。不然老舍就永远说不清楚了。”冰心还宽慰我：“你不用为我担心。人世间任何事，都顺其自然，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自己该做的做了，问心无愧，活得坦然。”
我感慨很深。那是特殊的年代，经受过历次斗争锻炼的老党员，不敢承认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怕连累了自己陷入困难的处境。而冰心却要挺身而出，为已经不在人世的老舍作证，澄清他的问题。冰心落地有声地说：“老舍邀我一起写信给赛珍珠，我就同意了。我没必要问他是谁的指示。我认为当然是党的指示。”这就是冰心。
老舍和冰心几十年的友谊，朋友之间的信任很深。老舍去美国之前，把自己多年珍藏的朋友书信交冰心保管，冰心辗转各地，飘洋过海，把老舍托存的信件保存完好，直到老舍回国后，完好如初地交还给老舍。
老舍和阳翰笙、郑振铎的友谊，彼此了解信任之深，也是很令人感动的。老一辈作家们很重友情，批“丁陈集团”时，狠批“士为知己者死”，老舍明确地向北京市领导表态：“对自己信任了解的朋友，在任何情况下，我也不能断绝友谊。我办不到。”
扭曲的心灵
文艺界外事活动多。五十年代初，新中国虽然受到一些国家的封锁和敌视，但民间文化交流还是很活跃。外国作家来中国访问拜访老舍时，老舍总设家宴招待，准备富有特点的饮食，包括小吃之类，碗豆黄啦，烧麦啦等等，师母胡絜青必定亲自做几样菜。记得老舍嘱咐我买两瓶小磨香油和北京酱油，专门送给前苏联作家爱伦堡。
有一次，几位欧洲作家访问中国，老舍特意邀请他们到家中做客。前一天，老舍先生曾认真地嘱咐我：“你不要穿一身灰色干部服来，外国作家还以为共产党派了干部到家中监视我呢。你穿花裙子红毛衣就很好么!”
第二天，我特意穿了花裙子和红毛衣，这是我为五一节国庆节游行特备的服装，每年穿两次。我走出老舍办公室，就听见有人喊：“快来看哪!团支书打扮起来了!穿花裙子大红毛衣……”我还没走出大院，各办公室许多人跑了出来看，叽叽喳喳地议论着，仿佛市文联大院出现了什么奇迹一般，闹得我不知所措，急忙返回办公室，罩上一件灰制服上衣。一路上，心神不安，仿佛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一样。到了老舍家，一进屋门，老舍抬头见我仍穿一件灰色制服，愣了一会儿，但什么也没说，最后叹了一口气。可我觉得这时候把列宁服外衣脱下来，又极不自然，就装作没注意到老舍的神情，着手准备该做的事。后来，老舍先生让我去买一把鲜花，我就趁此机会离开跑回市文联，让李楚琴穿上花裙子红毛衣，手捧鲜花替我去老舍家里招待外宾。其实，楚琴比我年龄大，已经做了妈妈，这位好心的姐妹，多次替我穿上花衣服参加活动，帮我摆脱难堪的处境。
过了几天，老舍先生在市文联会议上，用很不满意的口气说：“我就不明白!红颜色不是代表革命的吗?怎么穿件红毛衣就变成资产阶级了呢?革命者在监狱里还穿红毛衣，年轻的女同志平时为什么不能穿?……”当时，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但也无可奈何，一种思潮成为社会习惯势力，总有特定的社会环境，不是某些人的见解能在短时间改变了的。说不定还会变成谁改造谁的问题，那可就麻烦了。我们团支部有位团员，曾因为把白衬衣的领子翻在灰制服外边，在家中系上小白围裙穿花拖鞋做家务，被上级团委批评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小资产阶级情调，这是人事保卫科一位女干事向上级表现“革命积极性”的结果。为此，我还写了书面检查。作为团支书，我怎敢穿得花花绿绿?团员们都打扮起来，团支部成了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典型，可怎么得了?这思潮具有强大的力量，它渗透到意识形态及生活习惯的各方面。工农化是改造好的标准，事无巨细，都可以联系到谁改造谁的问题，必须严肃对待。
有人说：“于是之工农气质不行，作为演员，没有发展前途。”
老舍提高了嗓门说：“于是之是大演员，不会有第二个于是之。”
当时，有位著名的话剧演员犯了严重错误，在首钢劳动。有人说：“这个演员在艺术上也不行，他的气质和工农兵距离很远。应该让他离开艺术界。”
老舍说：“错误归错误。不能因为错误，就把他的艺术水平也全否定了。他曾经是大演员。”
谁改造谁的问题，曾被看成是文艺界的根本问题。大家都朝革命化工农化方面努力，而且是自觉地努力。文艺作品中，有些词汇也很少出现：黄昏、怅惘、徘徊、苦恋等等。那时非常强调阶级的爱和恨。小青年的爱美之心，也经常在受批判的危险之中。当时，工农化是评价干部的标准，思想情调、欣赏趣味，都包含在工农化的内容里。而有些人，又把自己的粗俗陋习当成工农化的标本，而自觉光荣，难免引出许多不愉快。市文联一位秘书长习惯吃饭端饭碗蹲着吃。可能在解放区他长期生活在农村，农民多喜欢端着饭碗蹲在墙根和树荫下吃，边吃边闲聊，很轻松愉快，祖祖辈辈多年的生活习惯，却也很自然。但这位秘书长似乎把农村的这种生活方式也作为工农化革命化的表现，并为此而自豪。主席办公室很干净的沙发，他吃饭时总端着饭碗蹲在沙发上吃，别人看了不习惯也不敢说什么。这位领导还有个习惯，就是和人讲话时抠脚丫子，常常是脱了袜子抠，别人也不敢说什么。有一次，在老舍办公室开会，他又光脚抠脚丫儿，老舍先生几次翻白眼看他，他并不理会，后来老舍忍不住了，说：“我看休息十分钟吧!谁要抠脚丫子、上厕所，就在休息时间里办完。”
休息完，老舍语调激动地说：“有些不文明的习惯和行为，有人却把它当成革命化，令人不能忍受。我们出国在外是新中国的代表，可有位同志在重要的国宴上，特儿喽特儿喽地喝汤，发出很响很响的声音，外国朋友全惊讶地看他，我真替他难为情。我悄悄地提醒他，喝汤不要发出那么响的声音来，那位同志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无产阶级不讲究那一套。那是资产阶级的臭习气。’这位代表新中国的出国人员，喝汤继续发出刺耳的声音来。真丢中国的脸!我们的周总理，是无产阶级的代表性人物，为什么不向周总理学习呢!”
老舍对人很宽容，但对那些大家敢怒不敢言的人和事，他却敢于不留情面地提出批评。他和市文联第二任的秘书长一起工作，也真难为他了。那位第二任的秘书长是领导运动的第一把手，谁也躲不开他。政治运动的事，老舍也不能介入，不好替别人讲话，但他还是很关心作家们的处境。有时他来办公室，送他几份简报，他看了从不说什么。那位秘书长经常问：“老舍有什么反应?”
我说：“什么反应也没有。”
那位秘书长不满地说：“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很委屈地说：“老舍什么话也没说，脸上也没表情，算什么反应呢?”
那位秘书长总是用一种怀疑的眼光看人，他常问的一句话是：“今天有什么新情况?”其实，他也很可怜，单位里除去个别人，几乎都不跟他讲话，迎面遇上他也不打招呼，只当没看见。除了因为工作或被召唤，没有人到他的办公室来。他生活在沉默的人们中间，似乎很孤独。谁都想尽办法躲开他，就像逃避灾难一样。他对别人的一切都很警觉，好像随时都会发现敌情，他的神经总是绷得很紧，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阶级斗争这根弦丝毫不放松”。最可悲的是：他认为自己这样的做法是对革命的贡献。老舍虽是市文联主席，但在政治方面特别在政治运动里，对秘书长的看法，他是不能发表意见的。
有一次，这位秘书长向老舍谈起汪曾祺。老舍认为曾祺有才华，这样的干部难得。秘书长不以为然。
我怯怯地说：“汪曾祺那么大年岁了，还参加团支部的活动呢，去慰问抗美援朝伤员，参加长安街植树，听团课……他都表现出政治热情。”
这位领导拉长了脸，声色俱厉地说：“看问题要看本质!”
老舍也沉下脸，说：“我认为，从哪方面看，汪曾祺也是难得的干部。”
老舍走了，这位领导又对人事科长肖甲谈对汪曾祺和姚锦的看法。肖甲讲了几句不同的意见。这位领导批评肖甲右倾，肖甲也毫不客气，生硬地说：“我是人事保卫科科长，干部的档案我都认真看过，对他们的历史我比你清楚。他们的表现，我也比你了解的多。你才来多久?谈到党性立场，我在党内这么多年，还从来没和你这样的领导合作过。”说完，起身离去。
那位秘书长怒气冲冲，却没言语。他虽是老干部，却是解放后才入党。那时党内有规定：党龄不够多少年，不能进入党组，而党组却是领导全面工作的。在这方面，秘书长似乎又很自卑。
我急于转身离开，秘书长喊住了我，粗声粗气地问：“是你把老舍的意见告诉肖甲了?”
我惊讶地说：“我送老舍先生出去，回屋来肖甲就在这里和你谈话呢!”
秘书长眼睛盯着我，哼了一声说：“这就怪了。老舍的看法怎么和肖甲完全一样?”
我愕然。心想：那就说明老舍看对了。肖甲是老党员，他们没交换过意见，竟然看法相同。
我是学生出身的干部，每次的鉴定和总结评语里总有一条：小资产阶级的温情，斗争性不强，我也写过不少检讨。这次秘书长批评我斗争性不强，我却没有害怕，因为老党员肖甲的意见有分量。
后来每当遇到谈论干部有不同的看法时，老舍总对那位秘书长说：“听听人事部门的意见，好不好?”实际上，老舍只是相信党才这样说，他认为主管人事的干部是应该有水平的。老舍并不知道肖甲的意见，肖甲也不知老舍的看法。而那位秘书长，竟然以为人事部门支持老舍压制他的意见。但人事部门可以不通过秘书长直接向上级汇报，他也无可奈何。人事保卫科的李彩云、舒薇都是很好的同志，她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同意对某些干部的怀疑。为此惹秘书长不满，没少受委屈。奇怪的是，她们参加革命很早，却始终没得到提升。而有的女干事，以她们特别强烈的“革命积极性”多次伤害别人，后来都提升了。肖甲、吴瑜、彩云、舒薇后来也都离开了人事部门。端木蕻良自己身居困难处境，还为别人遮风挡雨。每次秘书长问林斤澜有什么思想动态，端木总说：“他准备深入生活。”秘书长多次追问林斤澜有什么言论，端木总说没言论。秘书长恼了，说：“抓不住他的言论，就批他的文艺思想。”端木也不回答，也不行动。后来，秘书长终于亲自写了一篇批林斤澜的文章。秘书长向老舍诉说他对端木的不满，老舍说：“端木是有真才实学的人，没有了他，到哪儿去找这样的创作部长呢。”但老舍在处理工作时，还是处处尊重这位秘书长的，作为党外人士，真难为老舍了。
老舍先生家中不仅收藏了许多字画，屋中也存放不少小物件，瓶、盘、壶、砚之类。逢年过节，市文联的干部们去老舍家拜年，说说笑笑，观赏字画，气氛很亲切。有一次，老舍先生把一套十二属相的铜章送给了我，兔鼠牛羊……十二个动物的形象很生动，一一排列在硬木底座的红绒面上，铜章闪光耀眼，外边是一个长方形玻璃盒盖罩着。是件很精美的工艺品。我拿回来也没地方摆，就放在老舍办公室的橱柜上。福建的老朋友带给老舍一箱漆器，打开箱子，老舍给了我两对小漆瓶，我也放在了办公室。
那位领导运动的秘书长来办公室，反复看这两样东西，却什么也不说。有一次，他把每个铜章拿出来看了又看。我以为他很希望要老舍先生的纪念品，就说：“你喜欢，就拿去吧!”他也没说什么，就把东西拿走了。
过了些日子，老舍有一天来办公室，秘书长突然问：“老舍先生对十二属相怎么看?认为属什么好?”
老舍眨了管眼睛，幽默地说：“十二属缺了哪一个也不行。而且，谁是属什么的，就得属什么，我想属别的，行吗?”
我觉得这问话很好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只认为秘书长想法很怪。
秘书长离开了办公室，老舍先生问我：“那十二属的铜章，你刻上名字了吗?”
我说：“送给秘书长了。”
老舍先生没言语。
老舍先生走后，秘书长到办公室来，很严肃地对我说：“十二属相象征什么?虎和羊，蛇和兔，狗和老鼠都能呆在一起，难道敌我能和平共处?”
我听了这话一惊，忽然想起江山说的一件事，秘书长到他屋中，看到一位出国回来的同志送的一件小纪念品，秘书长露出一丝冷笑，江山立刻明白这事不好了。那么，对这十二属相什么意思呢?
我苦苦思索：谁是老虎?谁是老鼠?这十二属里，敌人是老虎还是老鼠?……我太幼稚了。如果这十二属相有什么问题，那么小小的纪念品就成了物证了，我可怎么向老舍先生讲清楚?这不是送我纪念品送出祸来了吗?我去要回来吧，更是不妥，会怀疑我心虚了。何况也要不回来呀!这事儿使我心神不安。
后来，杲向真到办公室来，喜欢那小漆瓶，我就送给了她。我只保存了老舍先生送我的结婚礼物：两幅国画，上边写了我的名字。但我从没悬挂出来，所以谁也没听见到过。文革中，红卫兵把我家中的全部图书和几轴国画一起送进造纸厂，画卷不曾打开看，所以我幸免一难。可十二属相的铜章，不知流落何处了。
当时，只觉得秘书长的思想逻辑不可理解，令人接受不了，在文革中，却完全习惯了。似乎文化大革命里的种种想法和做法，并不是凭空突然爆发出来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千千万万的人能一下子卷入统一行动，是有一定思想基础的。那位秘书长的所作所为，除了个人素质方面，也是一种思潮塑造出来的果实，铸造了那样的思想方法和心理状态。据说：他参加革命后，曾多年受审查，反过来，他处在整人的位置上，却以加倍的冷酷无情和怀疑一切的心理状态对待别人。
奇怪的是：那位秘书长在文革中没有成为革命派，反而被造反派打倒了。人生蕴含着许多难解的谜，值得深深地体会。
神鬼人
一九五七年我成了右派去农村劳动改造，就和老舍先生断了联系。有一次进城，在大街上碰见老舍先生，我原不想打招呼的，何必给老人添麻烦呢!那时我穿一身补丁衣服，满脸满头灰尘，提一个脏兮兮的布书包，二十几岁的年纪却像个逃难的老农妇。谁知老舍先生一眼就认出了我，主动走过来，招呼说：“您去哪儿了?冰心几次问我，葛翠琳到哪儿去了?我说，我也不知道啊!没有人告诉我。”
我只说了一句：“我在农村。”
“您的情况怎么样?”老舍先生关切地问。
我说：“在农村种地、挖河、修路，情况还好。”为了让老人放心，我又说了一句：“胡咏雪负责监督我。”
“就是那位基督徒?”
“是她。”
老舍先生哦了一声，没有再说什么。
胡咏雪是基督徒，肃反时她受审查隔离反省，批斗她时无论什么压力，她只有一句话：“我是基督徒。我要把上帝的爱带给人们。我愿为此受苦。”当时分配给我的任务是和她同吃同住。上班的时间由专案组管她，下班后的时间及夜里由我值班看守她。因此，节假日星期天我也不能自由行动。她对自己的信仰坚贞不移，饭前，睡前，必定虔诚地祈祷。每次秘书长要我汇报她的情况，我都说没情况。为此，我常挨批评。秘书长甚至说：“哼，你们俩都是从燕京大学出来的，是不是有同情情绪进行包庇?”
我说：“那就换别人值班好了。”
“这也是对你的考验!”秘书长严厉地说。
胡咏雪是位温柔善良的姑娘，我帮她打饭，打水，陪她上厕所。她一句话不讲，我也一句话不说。
有一次老舍先生来办公室处理工作，到了下班时间还有事没办完。我说：“我必须去值班了。”老舍问我，我说：“分配我看守胡咏雪，我只守着她别自杀，其他的我都不管。”
我简单地讲了一些胡咏雪的情况。老舍似乎很关注，却没有任何语言。
一九五七年我成了右派，在农村劳动改造，胡咏雪作为下放干部，领导就分配她监督我。她从来没汇报过我什么，对待我很好。人世间的事，真是变幻莫测。
胡咏雪是大学毕业生却笃信基督教，她坚信上帝与她同在，认为上帝常驻在她心灵深处，上帝洞察一切。她为了把上帝的爱带给世上所有的人，甘愿忍受任何痛苦和不幸。为上帝而受苦，她觉得荣耀和幸福。她的整个心灵，固执地守着上帝，在任何压力下，她不气，不恼，不难过，不激动，永远那么平静，怎么逼问，她只有一句话：“上帝与我同在。”她的气质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一九五七年以后，我是受群众监督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劳动表现，一举一动，甚至情绪神态，都有人向上反映汇报。有一次，管理右派的干部竟然严厉地教训我：“干活当中休息时间，你为什么和大家拉开距离独坐在地头?平时你为什么从来不和别人讲话?”这当然是有人汇报的。
有位工人作家，原来和我一个单位，他因反戈一击立功幸免划为右派，但也下放劳动。他几乎每天都能找出我的问题来向上边汇报，我时时处在胆战心惊的状态，只有夜晚我独自值班看水浇地，才是最安全的时候。我从小怕鬼，可能是听鬼的故事留下的心理状态，劳动改造的时候彻底治好了我这毛病。深夜里坐在坟堆中间，看着渠水流进田垅浇地，心里特别之然。当时我觉得人比鬼更可怕。鬼不会无中生有地去汇报什么不利于我的情况，和鬼呆在一起似乎更安全。我倒愿意有鬼出来和我说说话，我不用提防这些话会揭发出来。胡咏雪心中的神，坟头里的鬼，对我都是安全港，我可以放心，决不会受他们的伤害。
我从不回原单位。人人眼中射出冰冷的光，像钢针一样刺在我心上，使我的心灵滴血。街头遇见老舍，我才感到了人间还存在着信任和关切。我才感到，人，还具有人的情感和愿望。这给予了我信心和勇气。
神，鬼，人，都留在我心里。
魂系何处——老舍的悲剧（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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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魂系何处——老舍的悲剧（三）
一张报纸，一片真情
老舍生活简朴，从不向组织提任何个人要求，多次出国，按规定是有服装费的，老舍说：“给国家节约点开支吧!我们的国家还很穷，能节省的就节省。我还有从国外带回来的西服，可以穿。”服装以外的东西，老舍都是自己掏钱买。当时，老舍的经济并不富裕，一个人的工资，孩子们都上学，也够难为师母胡絜青的了。有一次老舍喊小女儿，“小莉，借我一双袜子好不好?我的袜子又露脚趾头了。”小莉说：“不借。我就一双袜子。”大家都笑了。老舍先生的汽车，是周总理送给他的，他交给市文联，领导干部大家都用，可老舍家里的人从来没用过这车。
老舍以他并不富裕的经济收入，帮助过不少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在危难中，他敢于挺身而出。敢于面谏直言。
戏曲科有位女同志白晓希，长年领着一队盲艺人到处去演唱。老舍让我去找有关部门反映，希望能提小白为人民代表。上级回答说：“她没有什么突出贡献，不够代表资格。”老舍很不满，再次要我以他的名义去争取。老舍激动地说：“人家一个姑娘家，长年领着一队瞎子到处去演唱，宣传政策歌颂新社会，这样的好人好事，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才会有。这种无名无利没有发展前途的苦差事，一个年轻轻的姑娘长年心甘情愿地去做，很了不起么!”但虽经多次争取，老舍的意见仍未获采纳。老舍说：“我见到市里领导，还要提这件事。”
三反五反中，市文联主管行政后勤工作的张以山给打成了大老虎，隔离反省，群众批斗。这位同志参加革命多年，一向艰苦朴素，平时连杯茶都舍不得喝，运动一起来就成了贪污犯。他给关在后楼小屋里写反省材料。我出入文联办公室的时候，见他从早到晚呆呆地望着窗外，神情黯然。后来他写了个条子，要求领导批准他看报。请示过上级，可以准许他看报，但却没有人给他报纸。我就把老舍办公室的报纸，从他的门缝里塞进去。
有一天，老舍来办公，看了一摞我替他写给业余作者的回信，有的他补充了几句，有的改了几个字，然后在每封信上一一签上他的名字。我说：“业余作者、读者来信这么多，回信盖上您的章就行了，不用每封信都由您亲自签名。”
老舍摇摇头，说：“还是要亲自签上名，群众信任我，对我抱着希望，才写信寄稿件来。”
老舍处理完一批信件和文稿，对我说：“一连几天都在外边开会，没有好好看报，把这几天的报纸拿来我看看。”
我说：“只有今天的报，每天的报纸都给了张以山。”我把张以山的情况简单地讲了讲。我还说了：“张以山的妻子是农村妇女，哭哭啼啼带着孩子今天回农村去，手里一点钱也没有，公家只给车票。”
老舍掏出些钱来，交给我：“让她路上给孩子买点儿吃的。”我犹豫了一下。老舍说：“张以山就是大老虎的话，孩子也没罪。一个农村的妇女，带孩子上路没钱怎么行?何况张以山还没最后判定呢!”
我赶紧拿钱跑了出去，一会儿回来告诉老舍，张以山的妻子已经带着孩子走了。
老舍沉默了片刻，声音低沉地说：“把今天的报纸给张以山拿去吧!”
后来张以山的问题查清楚了，没有任何贪污，回到机关里来，宣布了平反，他还是任劳任怨地主管后勤。
我把情况告诉老舍，老舍叹了口气，问：“他的孩子怎么样?”
老舍对这两位同志的关心，他们本人至今也不知道。
老舍曾说：我到过那么多国家，中国的作家最穷。可中国作家有一个值得骄傲的光荣传统，那就是：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血肉相连。为了祖国，不惜牺牲一切!为了祖国，能忍受任何痛苦。
魂系何处
老舍是多么爱这个世界!多么爱他为之自豪的祖国!
在那风风雨雨的年代，
在那惊天动地的岁月里，
一个对民族对新中国怀着真挚深情的老舍，
一个在文学艺术领域苦苦探索和实践，怀着崇高理想的老舍，
一个把老百姓疾苦时刻放在心上的老舍，
一个对朋友对家庭充满责任感的老舍，
一个追求真理、正气凛然的老舍……
骤然从闪烁的群星中陨落了。当他最后一道耀眼的亮光划破深沉的夜空时，曾引起人们的惊叹、悲鸣、热泪和沉重的思考。
善良的人们仰天而问：
一代文学大师，魂系何处?……
——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