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记得1988年底去长江剧场看这些老人演《茶馆》的情形，演出结束时，长达20分钟的如雷掌声完全征服了我，不夸张地说，那场演出基本上奠定了我一生的审美兴趣和学术兴趣。就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我和那部话剧一见钟情，然后便一路跌跌撞撞无怨无尤地走将过来，直到今天，终点又回到起点，终于有机会向蓝天野先生和郑榕先生表示我的敬意和谢意。

　　但是，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机会向老舍先生表示感谢了。借用朱自清先生的名言：热闹是我们大家的，他什么也没有。2月5日上午，我随大部队去八宝山革命公墓祭扫了他和夫人的合葬墓。老舍的墓穴里，除了曾经放在骨灰盒里很多年的眼镜、笔、茉莉花茶，还被放入了一片家人保存多年的血衣残片。老舍是1966年8月投湖牺牲的，按照当时的说法，叫作“自绝于人民”，不能保留骨灰。现在，这些东西被作为老舍的骨灰，深埋在做成湖水图案的墓基里，旁边的碑石上刻着老舍抗战时期自拟的墓志铭：“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

　　老舍自幼热爱文艺，但是从正式以小说家的身份登上文坛的那一天起，一贯自觉地以个性写作和自由写作的姿态远离文艺界，直到抗战爆发。几乎是一夜间，老舍完全放弃了坚守多年的自由写作的底线，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文艺界的抗战活动。从那一刻起，老舍发下誓愿，一生要投入的唯一的事业，就是做一名“文艺界尽责的小卒”。

　　从“文艺”到“文艺界”，为这一字之增，老舍付出了全身心的代价，从文学本身的屏蔽到生命个体的消隐。简单点儿说，文艺“界”了，就是集体行为了，个体必然要隐退，与个体相对应的写作习惯、写作内容、写作方法、风格特征、语言技巧，诸如此类，一律让位于集体的要求。老舍从抗战时期开始写话剧，开始大量创作相声、鼓词、快板，开始尝试写京戏，这些作品都是为“文艺界”写的，是为战争在摇旗呐喊、擂鼓助威。老舍就这样开始成为一名尽责的文艺界小卒，并且像他自己的誓愿所言，毕生以之，除死方休。

　　也就是从发愿做一名“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的时候开始，老舍突然放弃了小说家的身份。从1938年到1956年，老舍写了很多话剧，几乎每一部都是为一个特定的政治事件写的：歌颂军民团结、表彰抗战英烈、感谢新政府、呼应三反五反、揭露特务骗子……在他1956年又写出一部以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主题的大型话剧的时候，恰好赶上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来自北京人艺的意见是，老舍先生，这部新戏的第一幕第二场，写裕泰大茶馆的一场戏太有意思了，您按着这个思路写一出新戏吧。据说老舍的回应是：“那就配合不上了。”

　　这部“配合不上了”的戏就是《茶馆》。《茶馆》不但不是为“配合”生的，它甚至也不是为“话剧”生的。它的构建和完成有太多的偶然因素的介入，诸如老舍、“百花年代”、北京、北京人艺、曹禺、焦菊隐，然后是一长串演员、音效、舞美的名字。不夸张地说，它完完全全是一个“意外”，却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话剧舞台上巨大的 “奇迹”。别的不说，它的结构之散漫无剧能出其右，完完全全是反话剧的，老舍偏敢那么写，人艺偏敢那么演，这不能不说是自由主义的一个胜利，是老舍站在“文艺界”的巅峰，向“文艺”本身折返的一个重要讯号。可惜的是早春天气转瞬即逝，老舍的生命也在不久之后淹没在太平湖的滔滔波浪中了。

　　在我开头谈到的那次纪念会后，晚间，我们去老舍生前去过无数次的首都剧场看了新排的《龙须沟》。剧作本身浓重的宣教痕迹已被顾威导演刻意地修补了，演出效果非常不错。老舍先生如果在天有灵，看到这样的修补，他是会叹息呢还是会莞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