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老舍自杀四十周年之际
今年适逢老舍先生投太平湖自杀四十周年，近日很多新闻媒体都对老舍作了关注与报道。我觉得这些显然还是不够的。我们今天能说出老舍先生的人大有之，但能够常常铭记住这位对中国文化史贡献出巨大生命力的人就另当别论了。
关于老舍，我先做一点题外解析。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有个通俗的惯例排行旁，“鲁郭巴老茅”，这个叫法由来已久。就像梁山好汉排座次，宋江一号，依次类推，总要个名位。那么老舍在这个位置上，所排列的名次是否有点靠后呢？他又为何靠后呢？而今天，我们常常提起鲁迅，常常提起胡适，不大提起老舍。而最近有媒体评选现代社会最受欢迎的作家，只有鲁迅上榜了，而其他对于这个社会良心的作家却与之无缘，难道这就是我们社会的进步吗？
对于老舍，我们有很多的自然、不自然的抹杀，这难道是源于老舍的死，震撼了那些在文革中变脸如川剧的“精彩”所致吗？在骨子里就没有勇气和骨气面对所致吗？据我所知道的，菡子、舒芜、冯友兰、熊十力、杨树达、吴宓、沈从文等等，都有程度不同的低头屈媚，这是令我极度震撼的。我想起巴金的“说真话”这一断论，在《随想录》中巴金先生多次提到“说真话”这个观点，他写道：在那个时候，我不曾登台批斗别人，只是因为我没有得到机会，倘使我能够上台亮相，我会看作莫大的幸运。我常常这样想，也常常这样说，万一在“早请示，晚汇报”搞得最起劲的时期，我得到解放和重用，那么我也会做出不少蠢事，甚至不少坏事。当时大家都以“紧跟”为荣，我因为没有效忠的资格，参加运动不久就被勒令靠边站，才容易保持了个人的清白。
我想巴金的这段话正说明了，那些见风使舵、随波逐流的墙头草们，是否真该汗颜的呢？我想，好多人，包括已经经历文革又去世的那些人，不太怎么忏悔，不太喜欢揭开自己的伤疤，是很一目了然的事情。思之今日，那些有幸从那场劫波中残留下来的人，在反思的时候，没有自己忏悔，没有自己反省反思什么，反而一口咬定历史的错误，势有那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豪迈”精神，但从来不找找自己屁股上没擦净的屎尿，实在匪夷所思、令人费解。而老舍之死，正是对于这些人最有力的回击。
老舍先生于1966年8月24日投太平湖自杀，那时浩劫刚刚开始不久，他就义无反顾地投湖自尽。这让我想起历史上几个卓有名声的文人与水有关的自杀。楚大夫屈原投汨罗河而死，清末著名学者王国维投昆明湖而死，这些在诸多领域卓有功绩的人，一个个似乎都与水交下难解之缘，这是什么力量如此让他们能够做到这一步呢？中国人求生的本能似乎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强烈，有句古话说得好，好死不如赖活着。宁做有辱人格，丢弃信仰，也会百般渴求一生，不愿死。生命力的坚韧在这一刻宛若生长在悬崖缝中的不老松。
老舍的死，给我们敲响了个警种，我们人类活着的两点基本模式：一，在夹缝中，我们可以堂堂正正的去生，去在辱难中求得人格的独立。司马迁受宫刑依然著《史记》，那是用另外一种方法来对待这个残酷的现实，那该是我们做人的榜样。二，就是老舍的人格，宁愿去死，也不苟且偷生、低三下四的如狗般去活，不再受辱，那也是值得我们敬仰的。我们要知道，在我们这个社会，人能够选择以死相争自由权利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如是一种死，带给我们灵魂的鞭挞，这是我们社会发展和前进不可缺少的一环。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老舍的死，是真真切切的重于泰山。在十年文革中，能够真正选择去死的人有几？而活着的人，他们是否愿意时常提起令他们感到汗颜的老舍先生呢？我想这也正是老舍不大被人提起的最大原因，因为老舍与生的抉择，正是抽打在那些没有人格、做了很多坏事和丑事的人的脸上一记响亮的耳光！他们自己心里有鬼自然不敢提起。那却正好暴露了他们自卑和龌龊的心理！
2006年8月24日，正值老舍先生投湖自杀四十年的日子。整整四十年了，四十年我们对于老舍的忽视，使我们失去了太多太多的东西，我们活着的人大多已经在不经意中丧失了做人的资格、丧失了良知。四十年，常常不被提起，是对于我们自己的最好讽刺。四十年，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血的教训。四十年之后，但愿我们能够常常想起老舍。
前几天我又专一看了电影《骆驼祥子》，祥子的悲惨命运，但愿不会在我们新世纪里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