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

　　同期：老舍之女 舒济：

　　1937年底，老舍先生离开了济南的家，开始了流亡的生活。在他的心目中，国事比家事重要，气节比生命重要。

　　同期：老舍之女 舒济

　　老舍先生对朋友说，日寇从南边来，我只有往北边去，滔滔江水就是我的归宿。

　　同期：老舍之女 舒济

　　他回国以后，看见北京的巨大变化，他非常兴奋。他说，（我）怎么不感谢毛主席呢？是他带给北京光明和说不尽的好处！

　　同期：老舍之女 舒济：

　　当时齐鲁大学的人差不多都走光了，就剩下我们一家。当时我只有四岁，弟弟俩岁，刚出生的大妹妹只有三个月。当时日本（军队）很快就要攻陷济南了，在这样特别危急的情况下，我父亲特别担心，在这么一个被围困的空城里边，我们怎么去生活。所以他下决心，一定不能叫日本人把他逮起来当汉奸，所以他下决心要离开我们。所以就在（1937年）11月15日的傍晚，他一个人拎着一个很小的小皮箱，还带了五十元钱，就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我们，登上了奔往徐州的火车。

　　解说：“老舍先生到武汉，提只提箱赴国难。妻子儿女全不顾，蹈汤赴火为抗战”，这首打油诗是冯玉祥将军听说老舍抵达汉口之后专门为他而写的。

　　武汉是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当时一大批原来在华北、华东的作家，都相继流亡到武汉，这里成为中国文坛名人的聚集之地。1938年初，老舍，这位一贯坚持独立不倚、希望远离政治的文人，竟被意外的被推举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负责人。

　　同期：老舍之女 舒济

　　我父亲历来是无党无派，这个大家都知道。同时他的作品也在文艺界受到好评，他拥有广大的读者。他的为人非常真诚，而且广交朋友。上至学者教授，下至普通的老百姓，他都能够结为好朋友。同时，他为国家为民族的抗战的牺牲精神，和他坚强的抗战意志，也是大家所称赞的。

　　同期：中国老舍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关纪新

　　在当时，周恩来、国民党左翼，包括冯玉祥将军这样一些人，他们都希望老舍先生能出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主要负责人。国民党方面在当时也没有办法来否认老舍先生这个人选。于是，老舍先生就责无旁贷地站了出来。老舍先生所担任的这个协会的总务部主任，实际上就相当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主席。

	老舍在书桌前写作

　　解说：在极为严重的物质匮乏下，老舍又拿起了他的笔。他写道，今天的一个艺术家必须以他的国民的资格去效劳于国家，否则他既已不算是国民，还说什么艺术不艺术呢？最高伟的艺术家也往往是英雄。艺术家的心是时代的心。

　　同期：中国老舍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关纪新

　　自从老舍先生南下投入抗日洪流以后，他的文学创作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在当时文章下乡、文章入伍这样一些口号的鼓动下，老舍先生放弃了纯文学的创作，而改为从事俗文学的写作。他在当时写下了许多的鼓词和京剧这样的一些通俗的文艺作品。也就是在这个随后，老舍先生又改为写作话剧。他创作了《张自忠》、《残雾》、《国家至上》、《大地龙蛇》，这些作品都是以表现抗战为主题的。

　　解说：在全民族浴血抗战的激励下，老舍那颗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爱国心开始血脉贲张。这位性情温和的书生呐喊了：我是个国民，我就该尽力于抗战；我不会放枪，好，让我用笔代替枪吧。我的笔须是炮，也须是刺刀。

	抗战时期的周恩来

　　解说：也正是在抗战时期，老舍同周恩来的接触频繁起来。他从周恩来的言谈举止中了解着共产党人，他被这位伟人非凡的人格魅力吸引着。“这就是共产党；没有别的，就是大公无私，为国为民！对每个人都热情关注，光芒四射！”1939年，老舍随同北路慰问团访问了延安，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在宴会上毛主席同他碰杯，老舍说，主席是五湖四海的量，我不能比。

　　同期：老舍之女 舒济

　　他曾经在武汉、重庆、北碚住过八年，当时的生活非常之艰苦。当时他在抗敌文协，他是义务地在那里工作，不索取分文，他的生活来源只有依靠他的写作。所以他除了搞大量的文协的工作以外，他还抓紧时间自己写作。而那时候的写作稿费是很低的，而且有的时候不见得就能够立刻付给他稿费。所以生活非常的窘迫，而且没有一定的住处，就整个地处于流亡的这么一种状态。他的身体到后来就非常的不好，可以说是贫病交加，患有严重的贫血，而且打摆子，就是闹疟疾。闹得最严重的时候，他能够头晕起不了床，只能在床上长期躺着。

	老舍与夫人胡絜青

　　解说：1943年底，胡絜青带着3个孩子从北平逃到重庆，与老舍重逢了，同时也为他带来又一部经典之作的题材。

　　同期：老舍之女 舒济

　　我们到了以后，父亲的好多朋友就来看望我们，就大量地询问北京，当时已经都沦陷了，当亡国奴的一些情况。我母亲就介绍得非常仔细，当时吃什么，穿什么，日本人怎么欺负北京的老百姓，讲得非常的细。那么一拨客人走了另一拨又来了，又叫我母亲又说一遍。当时我父亲就在旁边很仔细地听。结果就在这个时候，他酝酿了一部小说。后来他就跟我母亲说，他说，非常感谢你，你九死一生地从北京逃到重庆，给我带来了一部长篇小说。这个小说就是《四世同堂》。

　　电视剧《四世同堂》片断

　　解说：与抗战时期大多数从正面角度描绘民族解放斗争的作品不同，老舍特立独行，他要为他的“老民族”照一照“爱克斯光”，记录下中华民族在遭到外寇奴役时的屈辱经历，挖掘包藏在民族屈辱底下的文化教训。

　　同期：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吴福辉

　　这部作品非常能体现北京市民社会的特点。这个市民社会虽然老派了，守旧了，但它还是很从容的。包括祁老人，北京城被日本鬼子占领了以后，他最先想到的是今年我的八十寿辰要被搅黄了。

　　同期：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吴福辉

　　北京这个市民社会是从我们古代，比如从宋开始，中国的市民社会在城市里就形成了。这是传统的市民社会。这个市民社会对于北平来说，有这么几个特点，一个特点是它落后的很晚，到1800年，北京在全世界从各方面来比，从人口、经济、文化各方面来比，综合指数在全世界是最先进的。从1800年以后才被英国的伦敦赶上。所以这个社会什么特点呢？它很晚才落后，所以这个社会在全世界，在中国，它那个心态，两个方面，一方面它很从容，我大呀，我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市民社会呀，所以它不比别人差，它有一种大气，有一种从容。但另外一方面，它就保守。我大呀，以老大自居。

　　解说：传统文化的保守性让多数市民采取了回避、退让的防守态势，而盼望升官发财的劣根性，又必然造就出一批毫无廉耻的民族败类。“会思想的坦克车”大赤包，当上了“北平妓女检查所所长”。颇有几分儒雅风度的冠晓何“像刚发青的春柳似的”，给日本人柔媚的鞠着躬。浅薄无聊的瑞丰一心想当日本人的特务，最后却丢了性命，让祁老人四世同堂的幻梦终于破碎了。

　　在《四世同堂》中，老舍进行着全新的文化思辨，挖掘着中华民族的精神生长点。他希望抗战是一次“大扫除”，将一切保守、愚昧、可鄙的民族性格荡涤干净。老诗人钱默吟成为最坚决的反抗者，祁家的老三瑞全逃出北平参加了革命，平和的李四爷在遭到日本兵欺负时“把所有的劲儿都用在了拳头上”，平日里忍气吞声的白巡长也拿起菜刀要跟日本人拼命。最后，八十高龄的祁老人也有了大胆的抗争。

　　解说：历时八年的抗战终于结束了，可是老舍的思考仍然在继续。1946年1月，滞留在重庆的老舍接到消息，他和曹禺受到美国国务院的邀请，他们将飞往美国，进行文化交流和讲学。

　　同期：老舍之女 舒济

　　他们到美国以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介绍咱们的现代文学。因为当时对欧美来说，对咱们的现代文学了解的还是很差的。所以我父亲和曹禺先生高度评价了鲁迅先生、郭沫若先生、茅盾先生他们一些新文学的作品。后来曹禺先生提前回来了，我父亲继续留在美国。他把《四世同堂》的第三部写完了，另外还写了《鼓书艺人》这部小说。同时他还邀请了一些美国人，跟他一起翻译了《离婚》、《四世同堂》，还有《鼓书艺人》，把这些作品介绍到欧美去。

　　解说：在老舍看来，四十年代的美国社会是如此的光怪陆离。过去，他曾经对美国式的民主和自由是颇有些好感的。但是，在国内发生的一切却让他格外气愤。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实施独裁统治，这让老舍难以忍受。后来，曹禺回忆说，当时“我们”“常常痛骂美国社会生活中那些虚伪和残酷的现实”。三年多的异国生活，让老舍分外思念他的祖国，他的北京。

　　解说：新中国也在盼望老舍回来。在共和国诞生的前夜，周恩来对参加会议的文艺界代表们说，我们南北两路的文艺队伍大会师了，就是缺少我们的朋友--老舍。

　　1949年12月，老舍回家了。他这样说道：“我是刚入了国门，却感到家一样的温暖”。在充满生机的新北京，老舍又见到了他的老朋友们，茅盾、周扬、田汉、曹禺、洪深、叶圣陶，大家久违了。他兴奋的为好友们演唱了太平歌词《过新年》，又来了一段传统京戏《审李七》。

　　老舍与老北京的市民们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这种顽强的心理情结，让他不可避免的要以平民阶层的爱憎来决定个人的立场。他看到，饥荒和通货膨胀已经过去，百姓们衣食充足了；他看到，八大胡同的妓女们解放了，她们已经自食其力；他看到，一贫如洗的人们纷纷就业，已经半死的市民获得了新生。老舍的心振奋、狂喜，他激动的喊出：我怎么不感谢毛主席呢？是他，给北京带来了光明和说不尽的好处哇！

　　同期：老舍之女 舒济

　　1950年北京市成立文联，他被选为第一届文联主席，从此他一直连选连任 一直到1966年。在文联这个组织之内，他办了许多的事情。比如说当时一解放，相声，相声是大家特别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当时都说的是旧段子，旧段子里头有很多不健康的东西。他就把相声演员组织起来，叫他们学习，一个是思想上能够更进步，再有一个就是想办法编写新的相声段子。所以这里头比如侯宝林像这些艺术大师们，都有很多的回忆。

　　同期：老舍之女 舒济

　　当时的国画，因为当时刚一解放，人们生活非常穷困。那个时候的一些国画家，很大的国画家，生活也是非常窘迫。我父亲也把他们组织起来，比如说给天安门画宫灯。画宫灯就需要也有功力，也有经验，这样的画家去画才能画好。这样他们就可以得到一部分报酬。

　　同期：老舍之女 舒济

　　我们家的对面，原来是个瞎子庙。它是个小庙，里头住了很多盲人。这些盲人一个是沿街给人算命，就拿一个东西敲，拿这个木棍，再有一个就是他们唱曲儿。后来解放以后，他们根本就没有生计，没有（生活）来源，生活非常贫困。后来我父亲就把这些盲人组织起来了，成立了学习班。里头有表演才能，唱得比较好的，就把他们组织起来去唱，或者是演奏。那么没有唱的本事的，没有这种天分的，就把他们组织起来投入生产。所以当时在香山有一个橡胶厂，那个橡胶厂容纳了很多盲人。所以我父亲在街上走的时候 来回家，从外头回来，有时候就碰到瞎子庙的一些盲人，他们都能听得见我父亲脚步的声音，就知道我父亲是回来了或者出去，就迎上前去和我父亲打招呼。所以这一点非常感动人。

　　解说：社会的巨大变革扩展着老舍的视野，激发出他强烈的创作欲望。为贯彻当时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原则，老舍创作了大量“社会-时政”模式的话剧作品：《方珍珠》讲述曲艺艺人在解放前后的命运变化，《柳树井》宣传《婚姻法》，《龙须沟》是为配合北京市政府整治水沟河流，《无名高地有了名》勾勒出志愿军的英雄群像。在这些作品中，社会影响比较大，老舍也比较满意的作品是三幕话剧《龙须沟》。

　　在《龙须沟》中，老舍避开了并不十分熟悉的新人新事，他又回到了自己能“批出八字”的城市小人物身边，回到了自幼生活的北平小四合院。

　　解说：在《龙须沟》中，老舍没有依赖完整的戏剧情节，而专门依靠程疯子、丁四、王大妈等鲜明的人物形象，叙述了时代发展给这些底层市民带来的新气象，极为成功的从侧面歌颂了党和政府为百姓谋幸福、办实事。

　　解说：话剧《龙须沟》的成功上演，成为新中国建国之初文艺舞台上最令人难忘的一大美谈。1951年12月，北京市市长彭真向老舍颁发了“人民艺术家”的奖状，这在文艺界是无尚光荣的称号。

　　此时，老舍的心情是轻松而兴奋的，他在丹柿小院中了种了几百盆花草，常常用鲜花和美酒款待来访的朋友们，曹禺先生就曾经因为醉酒而倒在了桌下。

　　同期：曹禺

　　我每次都喝七八成，但是有一次，我不是喝七八成了，我喝到十成。忽然一下子，就掉到桌子底下去了，掉到桌子底下去了，我自己都不大觉得，还是老舍和老舍夫人说，不行，不行，起来，起来。但是我还没忘记，我说这菊花好看呢。

　　解说：然而，让老舍意想不到的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那时他将面临生存还是死亡的最后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