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们在新街口大街上找了家冷食店，喝了点儿冷饮，才把我头上的虚汗压下来。 老头儿瞅着我乐。 我问他：“您真的见到……” “又不信，是不是？”他说，“我又不是吃饱了没事干，专拿这个骗人。再说，我骗你干吗？你我萍水相逢，是吧？” “是。” “那就行了。我可接着往下说了。你坐好……”） 刚才，我说到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晚上九点多钟，我在太平湖西岸，小柳树底下，细雨中，看见了一位身穿白衬衣，双手拄棍儿的老头儿。 不错，那是老舍，就是投湖而死的老舍本人。 你听了吓了一跳。我当时也打了个冷战。 那时候，我哆哆嗦嗦地问他：“你，你是谁？” 他说话了。嗓音很厚实，一口纯正的北京话。他笑着：“怎么，不认识我了？前天我们见过面。我还仔细地看了您一眼。您也仔细地看了看我。是不是？我就是老舍呀！” 我懵了，指着躺在湿地上盖着破席头子的尸体，问：“那，那，这，这位呢？是谁？不是您？” 老舍看了看那尸体，说：“哦，那是躯壳，我的躯壳。就跟人的衣裳一样。脱了躯壳的外衣，露出了灵魂，我就是我啦。” 他笑着，俩眼里是温和的光：“您，不在乎和一个灵魂谈话吧？” 我壮了壮胆子，掏出块手绢，铺在一块石头上，拍拍：“您坐您坐，我知道您腿脚不利索。” “行了，别铺手绢儿了，灵魂也不怕受潮。”他说着，坐下，轻盈得如同一阵风。 我不敢正眼看他，可还是想看，好奇。我斜眼瞅着他，发现他的脸，白而且丰润，好像比活着的他更年轻。他的额角也没有伤痕。而他的神色是开朗平和的，不像我前天见到他时那样满脸激愤。 “不放心，”他说，“还在瞧我，看我究竟是不是老舍，对吧？”他眼里全是笑，那么慈善。 我不好意思了，笑笑，心里觉得踏实，不再那样紧张。于是，我问他，像问自己的亲人。 “那么，您，现在怎么样？” “挺好。”他说，“不过，我才过去一天，对那边的情形还不十分了解。我只能告诉你，那边并不黑，自然也不太亮。不过，那里也有颜色。那些颜色画出我们的记忆，让我还能知道生前的一切。”他看看那尸体，抖动一下肩膀。那姿势好看极了，很像维吾尔族舞蹈中抖动双肩的动作。他长吁一口气，说：“嗬，脱了这躯壳的外衣，真是舒畅，这是个大解脱呀。可惜，你没这体会。” “嗯嗯。”我只有唯唯。 “真是不死不知道，死了哈哈笑。”他说，“死了，朝你们这边一望，唉，全明白了！全醒悟了！” 我瞪大眼睛望着他。 他转动着那根手杖，笑眯眯地说：“倘或我明白得早一些，我便不会投湖。可是，倘或我早知道死是这个样子，我也许会更早地想法儿死了。人，最想不开的时候，便是他决心自个儿去死的时候。不，这么说还不准确，应当说，等下定了决心去死的时候，他的心已经不乱了。心里最乱的时候，是想死可又没最后拿准主意的时候。这个你懂吗？” “眼下还不懂。” “对对，你还没经验。”他说，“想听听我的经验吗？” “太想了。”我说。 “我可没有勾引你的意思。你得活着。虽然活着挺艰难，可人生本来就不容易。”他看着我，“我说这个是想告诉你，我在你们那边最后的情形。那时候没有人在我身边，这也算是个秘密吧。纯粹属于我个人的秘密，由你转述出去，别人不会怀疑。因为你不熟识我，不可能由着你的性儿瞎编。这是一。其二呢，你也挨了批斗，能理解我当时的心境，而你又不是坏人。不知道怎么的，那天我看见了你，心里头立时有个声音对我说：‘这人行，不管活着、死了，将来都能同他聊聊，’你看，咱们有缘吧？” “我也这么想。”我说。 “嗯，那就听我说。二十三号。挨斗挨打的事不说了，我只说二十四号的情形。那天一早，我就离开了家。我家你知道吧？在灯市口附近，丰富胡同。院里头种了几棵柿子树，我叫它‘丹柿小院’。这是文人的脾气，好提个雅士劲头儿。‘丹柿’，就是红柿子啊，谁家的柿子熟了不红呢？青柿子涩呀。要吃，那就必须用水漤过。” “青脆的柿子也好吃呢。”我说。 “可惜，我死了。灵魂是不吃东西的。柿子的味道，对于我也只是回忆。红柿子，这个红就是甜。颜色对于灵魂才是重要的。”老舍说，“那天早上，我已经想到了要去死。也不只是那天早上，其实头天晚上，我挨了揍回到家，就想过与其受糟践活着，还不如死了。我好像不经心地问了问家里的情形，钱呐，房子啊，孩子们的工作呀，心里有了底。就是我撒手跟他们永别，他们也能过下去，我没了负担。当然，我这么问的时候，故意显出随随便便的样子，不让家里人觉出什么来。你知道，人要想自己去死，最担心的是怕家里的人受不了。” 我长出一口气，我也怕他家里人为他悬心。 “我想去死，可一时还拿不准主意。怎么个死法儿？死在哪儿合适？死的时候身边儿不能有人，这是最重要的。不然，你刚拿起刀子来要往自己身上捅，刚把脖子伸进绳套儿里要蹬开踩着的东西，刚要扎进水里头去，刚要从楼窗户里往下跳，刚要躺到开过来的汽车底下去，刚要……甭管什么死法儿吧，你刚要按计而行，来了一位有侠风义骨的仁人志士，奉行见死不救枉为人的原则，把你救下来了，拦住了，抱住了，夺过刀来了，这不是让你白折腾吗？过去书上常写自杀遇救，好人总是死不了。其实，那都是活人的愿望。我的头一条体会，就是真想死啊，就找绝对没人儿的地方。对不对？” 我不知道是该点头儿还是该摇头儿。 “北京，这么热闹的城市，上哪儿找没人的地方？这是我死前头一条费脑筋的事情。光没人还不行。那地方要安静，要干净，要有诗意和野趣，要能留下我那完整的躯壳，要那躯壳虽然没了灵魂，也依旧受看，不至于吓着我的亲朋。而且，那地方还要跟我的出生有关连。我干干净净地来到这个世界，也得干干净净地离开。” 他喘口气，看着我，微笑着：“我生在光绪二十四年腊月二十三，正是灶王爷上天给玉皇大帝打小报告的时候儿。生我的地方在护国寺附近的小羊圈胡同，现在叫小杨家胡同，我本打算在生我的那天，腊月二十三，还在生我的那个胡同儿里死去，人生来个全须全尾，多么好。可是来不及，等不得了，这是个遗憾。” 我可笑不出来。因为我还没解脱。 “小羊圈胡同虽然跟我关系极深，可那地方人准多。在那儿自杀的计划，准实现不了。事实证明，我猜得不错，二十四号那天我到那儿去过，人多得不行，直绊腿，没法儿在那儿死。” “您去过小羊圈胡同，二十四号那天？” “嗯。” “那，您说说您那天怎么来到这儿的吧。”我说。 “现在几点了？”他问，“我得在家里人到这儿之前说完喽，我不愿跟他们再照面儿，让他们更难受。——其实，本不应当难受的。” “九点二十四分，”我划着火柴看看表。 “嗯，他们还得会儿才能到，就告诉你吧。”他说，“我从家里出来，孙女儿小悦追我到了门口儿，抱着我养的那猫，摇着小手儿说，‘爷爷上哪儿？’我说，‘去上班！’心里可不是滋味儿。‘跟爷爷说再见。’她说，‘再见！’又伸过小脸儿来让我亲。我亲了。左右脸，一边儿一下儿，亲得长，亲得响。要知道，从那儿以后，就再也亲不着她了。这就算是我通过她跟全家，跟小院儿告别吧。我走出胡同口儿，她还在门口儿站着。这孩子，真死心眼儿，非得等见不着我人影儿了，才回家……” 他停住不说。我知道了，再解脱的人，当回忆到情浓的时节，也不大好受。“心如古井”，这是形容，人永远到不了那份儿上，即便死了，也不能够。 老舍说：“我到了灯市口，不知道该往哪儿走。往南还是往北？上班去，得往南坐车，到王府井南口换十路汽车或者大一路。可我要去死，就不能那么办，我得坐车向北去。向北上哪儿呢？我没了主意。人，活着的人，多么奇怪吧。习惯是个最可恶、最顽固的东西。在市文联大院儿里，我遭了生平头一回遇上的臭揍。我活到了六十七年来头一回得到的污辱。那是让我生气、痛恨的地方。可是习惯，倒霉的习惯还是让我坐上了四路电车奔了正南。我在王府井南口下了车，换上十路汽车，在六部口下了车，我又去了市文联大院。干吗去？再去送上门，让人家揍一顿？我没那挨揍的瘾。可我有不忘旧物的毛病。打不过来的毛病。不管怎么说，一解放，我一回国，就在北京市文联工作。那个大院儿里印着我的脚印儿，不是两只，是三只，还有这拐棍儿。我拄着拐棍儿从那院子里走过多少来回儿？那地方的土地爷兴许数着。倘或我能见着那土地爷，倘或他不糊涂，他会告诉我的。我在那地方，用三条腿走了十五六年，从五十来岁，走到了六十七岁。好歹吧，那地方留下了我的心血，记下了我的岁月。我要死了，无论如何得到那地方去告个别，哪怕再挨顿揍呢。你看，活人，或者说我活着的时候，多么死羊眼，多么的犯傻。那是单相思啊！人家不爱你，不喜欢你，简直的恨死了你，你还偏偏要自作多情，临死了，还要到人家那地方去，就为了在心里说一声儿‘再见’。我够多么傻！” 他喘口气，或者我以为他喘了口气。我想给他找口水喝，润润嗓子。 他拉住我：“你忘了，我是灵魂。灵魂不喝水，连酒也戒了。” 他呆了一下儿，又说：“还好，大院儿里没人。连门房都空着。人们兴许都在为革命而睡觉。我也不打算多转悠，弄醒几位英雄再收拾我一顿，我要自己死，用不着别人帮忙，死在他们手底下。我又慢慢走出文联大院。路过电报大楼的时候，我抬头看了看那大钟，七点十五分。你听着，夏景天的早晨七点十五分，应当是人正多的时候。马路上应当是流水一样的自行车队，公共汽车应当紧跟脚地一辆挨着一辆，车里也应当摩肩接踵啊。机关里，虽不到上班的时间，可也至少有人走动。那天怪了，文联大院里愣是一个人没有，马路上硬是安安静静。有自行车，有汽车，可好像都没有响动，一辆辆都悄悄地滑过来，溜过去。现在想起来，这不是真的。而只是我的幻觉。大概那时候我脑子发空，闹得什么也听不见，什么都感觉不出来。” “我也不知道怎么地就登上了二十二路汽车。车到护国寺。女售票员一声喊：‘革命的同志们，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护国寺到了！’我又猛不丁醒过来，不由自主地下了车。” 他停下不说，抬头望望天。细雨已经停止，从云彩缝里露出了月亮光儿。 “真怪，”他说，“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月亮有那么多的变化，有上弦月、下弦月、半月、圆月，月牙儿，可太阳就不出回太阳牙儿？”这问题我也不懂，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说这个。 他看看我，悄声说：“月牙儿是我的朋友。我从小儿就看着它，在月牙儿底下看母亲怎么给死去的父亲上坟、烧纸；怎么在月牙儿底下抱着个大绿瓦盆替别人洗衣服。她连那些兵士、屠夫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裤子也洗得雪白。她的手总是通红微肿的。我的小说《月牙儿》里，就有我母亲的影子呢。” 他又停下不说，看着月光儿出神。这就是说，他还没有作到大彻大悟。 月光又钻进云彩，他才收回目光，看着我，说：“我从护国寺下了车，就走到小羊圈胡同里去了。我想在那儿看看我出生的小屋儿，找找还有什么东西经过六十七年还完好地存在着。倘或有，那都是我母亲和我的纪念，我得跟它们告别。我已经找不到旧物了，只有那两棵老槐树。可我不敢冲它们鞠躬。因为老槐树底下正坐着几位妇女，边聊边吃油饼儿。我要是鞠躬，她们必得认为我是向她们讨要油饼儿。一个看上去像个念过书的三条腿的老头儿，跟她们要饭，甭问，不是好人。她们可都戴着红箍儿呐！我只好冲老槐树行注目礼，在心里向它们鞠躬。这叫心到神知。饶这么着，那几位红色革命妇女还朝我直瞪眼呢。小羊圈儿胡同里，净人，出来进去，大多戴着红箍，让我眼晕，我只好退出来。这一下儿，我又没了主意。不能在我落草的地方向母亲致意，这又是个大遗憾。不能在我降生的那天死，不能在死前向降生的地方告别，这两宗遗憾，我必得补齐一样，不然，死着也窝囊。于是，我想到了葡萄院。” 他看我一眼，问我：“你知道葡萄院吗？” 我摇摇头。 “葡萄院是地名，在西直门西北角，当初是不是有家院子种过挺不错的葡萄，我可没有调查过。早先，这地方叫观音庵。你看，观音庵里有葡萄院，可见观音菩萨爱吃那东西。想起观音菩萨办完了公事，回去洗手，揪几颗葡萄珠儿扔到嘴里，也是怪有意思的事。当初，我写小说，有了点稿费，就给母亲在这儿买了几间小房。后来老太太就在那儿过世的。——哦，我明天必得打听一下她老人家在那边儿住在哪儿？那边有没有派出所，我还不知道，我走得急，事先没有打听清楚。不过，活着的时候我也没有得到通知，对那边的情形太不了解。——我得到葡萄院看看，好跟母亲的旧居告别。我又坐上七路无轨电车到了西直门。下车寻找，却迷了路。西直门也好，葡萄院也罢，都不是旧时模样，一切都变了，变得我再也找不到旧迹。西直门也是我的老地方。我在那块儿读私学，上小学，念师范，在贫儿学校教书，那儿留着我青春最美好的东西。我在西直门那儿茫然地徘徊，又顺着城墙走，打算走到蓟门故里，那一溜儿。我父亲的坟过去就在那儿。可坟里埋的不是他，是他的一双布袜子。他跟八国联军打仗，死在南长街，连尸首都没找着。我走哇走哇，走到护城河边，猛地看见这片湖水，看见这个太平湖。” 他的手指着黑黝黝的太平湖。湖里头传出蛤蟆的叫声，还有几只萤火虫，提着灯笼乱跑，很像是打着手电筒半夜揪人的红卫兵。 “我知道太平湖。”他说，“可我从来没上这地方来过。你不信吧？像我这么一个老北京人，竟然没到过太平湖？这不新鲜。刚才跟你说话的那位老人，七十了，可没去过故宫。他老觉着那是皇上住的地方。皇上是旗人，他也是旗人。可他是奴才，奴才可不能迈进主子的宫殿。他信这个。可这挡不住他是好人。我们俩昨天说了半天话，他说了这几句。我没到过太平湖，也没写过太平湖，更没说起过太平湖。不是有什么禁忌，而是因为它太僻静了，僻静到我连想也没想到过它。可它，对我却非常重要。你瞧，由这儿向西南对面看，那是葡萄院，是我母亲的旧居；由这儿往西北瞧，那是蓟门故里，是我父亲的坟茔。这儿在我父母长眠之地的中间，正好是两线的交点。又僻静，又干净，湖水里又恬适，又温存，还会给我留下个囫囵尸首，况且，这地方不会有行侠仗义的君子来挡着我走完人生的路。全北京，全北京啊，上哪儿再去找这么合适，这么可我心意的死地呢？我由这儿过关出境，上那边报到，可是真正地过海关了。所以，我到了这儿，就再也不走了。” 他忽地站起来，轻飘飘地走了几步，瞅着那黑乎乎的湖水，脸上闪出我琢磨不透的神色。他站住，对湖水点点头，轻声说： “太平湖，我真得谢谢你。我不能死在丰富胡同丹柿小院，家里人会拦住我；我没法儿死在小羊圈胡同，那些居民不会看着我‘自绝于人民’；我找不着葡萄院母亲的旧居，也就不好随便在哪个楼房角上撞死，这样，依旧看不见母亲；我更无法儿死在父亲的坟边，我既无力走到那儿，那儿也没有了他的墓地，就算还有，那只是他的袜子；我生前也记不得他的长相，到了那边儿，打个照面我们也会互不相识。只有你，既邻近二老的仙居，又能收留我的肉体，让我的灵魂老是和父母鼎足而住，朝朝夕夕可以遥望，可以拜谒他们。你真是我的宽敞合适的住所。何况，你又有蛙鸣给我奏乐，又有小草为我打扇，你可真够得上华丽了。找到你，我可是真满足了。” 听了他的话，我流泪了。我假如还不信我的确看见过他的灵魂，那么，你想一想，这些纯粹属于他个人，他家庭秘史的材料，我怎么会知道？他到太平湖来的这段经历，就是他亲人也不知道，所以他们的文章里，从未这么详细地写过。他们也不清楚哇。 我想扶他坐下，他轻盈地躲开我，笑着说：“别碰我。我身上凉。灵魂没有活人的体温，这会吓着你。” 他又坐下，接着说：“我来到这儿，已经是正午了。天闷热。天上老是打闷雷，可又不下雨。那雷声挺像人闹肚子，肚里咕噜噜地响。也许老天也想不通人间的事，可又不敢说，只是叽哩咕噜地议论。几天里，八亿人一下子起来大喊大叫，那劲头儿连老天爷也吓住了。我坐在小柳树下，不饿，也不渴，肚里只有一股气，闷得我头昏眼花。四处没人，远远地只有几个打鱼的，张着网，人却在树荫里躲着抽烟。这地方真静，静得只有蛤蟆叫，蛐蛐嚷。你不知道吧，我曾经给齐白石老人出过一个难题，请他画一幅画，题意是‘蛙声十里出山泉’。画里还要有声，让人去想，越想越美。齐老真费了心思。过了半月，他送来一张画，你猜他怎么画的，不知道吧？他画了一群蛤蟆骨朵儿，顺着山泉游动。神了。那真是神品，那真是好画！我喜欢蛙鸣，那比年青人喊口号儿好听得多。” 远处，打雷打闪：这里有风，当然，也夹着雨。 老舍忽然对我说：“披上雨衣吧。灵魂不怕受风淋雨，淋了雨你可容易发烧。” 我披上雨衣，他就在雨里站着。你说怪不，明明他站在那儿，可雨点儿竟然能从他头上直下到地上，就跟从灯影里穿过一样，就像他的身体没有任何物质的外形一样。我更相信了，和我说话的，确是老舍的魂灵。 “我在湖边儿转悠了一个多钟头，那老人来了。就是刚才祭奠我的那位。”老舍接着说，“他是看见我在这儿转悠，多了心，怕我跳湖。我得把他打发走，不能让他拦住我。这老头儿，机灵！跟我饶着脖子说话。先说他是旗人，接着说他儿子看过老舍在孔庙挨斗，完事儿问我认不认识老舍？这不成心绕搭我吗？我自然不告诉他，老舍就是我，我就是老舍。可他不死心，跟我说程疯子，说祥子，说王掌柜，说他们都是好人，写好人的人必定也是好人。可好人挨斗。所以斗好人的必定是坏人，这场运动也就不好，纯粹是妖蛾子。他说，他明白，这运动，那运动，无非是让大伙儿连窝头都吃不饱还得说好话，鞠躬磕头。谁要敢哼哼，就抡谁一棍子。他问，这是谁的馊主意？我可没有回答他。我也答不上来，因为，我觉着他比我还看得明白。我想不明白的，是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偏偏要糟践文化？我到过外国，我承认外国的文化自有高明之处，可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文化不应当留着吗？不应当发展吗？凭什么要烧了，毁了？我一辈子追着革命呀，为什么要骂我个里里外外不是人？人的尊严可以随便儿地污辱，人的价值可以随便儿地践踏，这能忍受吗？中国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儿？往后还怎么过？不死，还等什么？！” 你看见过修马路吗？晚上，在工地边儿上竖根竿子，上面挂起红灯泡儿，让你老远就看得见？那天晚上我看着老舍的眼，老想起那挂着的红灯泡儿。 他又站起来走动，就像一阵风。他转着手杖，说： “那老人让我回家喝茶，然后送我回家。我可不愿意。我告诉他我要安安静静地写点儿东西。他劝我离湖远点儿，看着我走到小杨树行里，他才回家吃饭。那时候天已经傍晚，该吃晚饭了。我坐下，掏出纸和笔，写下我最后的作品。” 我急忙打断他：“您写了最后的作品？那必定是屈原《天问》一样的东西。在哪儿，那稿子？” 老舍笑笑：“我扔了，当了我自祭的纸钱。因为，我临死的时候，仿佛看见了王掌柜、秦二爷、常四爷，他们正为自己扔纸钱呢。我也就给自己扔了，扔的是我那最后的作品。” 我愣了，多么可惜啊。要是不扔，那一准是好作品。 老舍呆呆地望着湖风，讷讷地说：“我糊涂，真糊涂。在死前的那一刻，我把自己看成了了不起的人，我要写下自己的疑问，想留给后人。可是，那时候，我正写着，忽然看见了母亲。我是她的老儿子。她生我的时候四十多岁。她过世的时候已经很老。可多奇怪，我那天见到的她，却是生我的那个年纪。那么文静，那么慈祥，她倚着门框，在望我，向我招手，还在叫我：‘庆春，早回来，奶奶想你！’我们满族人管妈妈叫奶奶。听了她的声音，看见了她的身影，我立时醒过劲儿来。我觉得我手里写的，没用，太没用了。人家已经不要我，我何必再多情地发问？那时候，我又像是看见了祁天佑，他在湖面上走动，朝我招手，朝我点头，跟我说，‘士可杀，不可辱呀’。我撕碎了我才写的东西，扬到湖面儿上，让它当纸钱，自己祭奠自己吧。我瞅瞅太平湖，太平湖安静地躺着，水里有声音在叫：‘庆春，快来，我想你！’那是母亲的声音，母亲在叫我呀！我向太平湖鞠了个躬，跟它说，谢谢母亲，谢谢北京；谢谢我的眼，谢谢我的笔；我这一生，总算没有白活。我走了，就这么走了，走进了太平湖……” 哦，听了他的话，我什么也说不出。他的样子怪动人，让我永远忘不了，我忽然觉得要是给北京人塑个像，那他就是个天然的模子。 让我歇会儿吧。说到这儿，我怕我再说不顺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