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叔阳在跟你说到我见着老舍的灵魂之前，我先告诉你在他生前我与他的缘份。不不，我和他不是朋友，我和他素不相识，算来他比我将近大二十岁，我平生也不喜爱文学。可这并不拦着我敬重作家，——我指的是好作家。他们能用一支笔写出人间百态千情，让人们品出自己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的道理，体会到虽然亲身经历过却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能这样写东西的人，是有本事的作家。有真本事的作家让人从心里敬重。因为我做不到。我的专业是物理，我教过书，也研究过几个课题，可什么也没研究出来。最后，我明白了，人不能跟自己的才能打擂台，雄心壮志与实际本领是两回事。我作了编辑。我不是说，干别的都不成才当编辑。编辑也是门学问，我适合做这个，而且干得还行。不然，“文革”一开始就不会打我个“反动学术权威”。当然，那时候“权威”不值钱。我一辈子想当权威，没当成，“文革”时得来全不费功夫。“文化大革命”要全面否定，我倒想，什么都否了吧，可千万把“权威”给我留着别否了。知识分子，图什么呢？可退休的时候儿，人们又偏偏不愿意把“权威”的徽号送给我。不想它时偏要给，想要它时又要不到。人生，有时候就如此可笑。噢，说远了。总之我认识了谁是老舍，就是我糊里糊涂当了“反动学术权威”的时候。

　　“权威”虽然不错，可加上“反动”二字，就要倒霉。整天挨批斗的滋味儿，足可以给人一生留下做恶梦的材料。到了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我们那单位的“小将”、“中将”、“老将”们，忽然对我丧失了兴趣，把我“挂”了起来。听过马三立的相声《买挂票》没有？挂起来的劲头儿，比挨斗还难受。好坏、是非，一切未定，心老是悬着，失去了自己的位置。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记着这一天，那是星期一。我“挂”得难受，又不能参加运动，自找挨斗，于是，一大清早，就溜出单位，来到市里，打算在散步中使自己的心落到一个支撑点上。

　　我想去天安门广场，不知道为什么，一路汽车老也不来。我打算从西单溜达过去。走了不远，刚过邮电大楼，就见一群“小将”喊着、叫着往一个大门里走。

　　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是什么支使的我，我本来已经挨够了批斗，为什么还要去别处看别人挨批斗？今天，我相信是冥冥中有股力量，让我在那儿见到老舍，好让我在他死后重见他的灵魂，把他的死，他死后的思索传给后人。我现在再不埋怨我那天的失态。反正吧，不知道是什么力量催的，我的双腿由不得跟着那批人进了大院儿。事后，我知道，那是北京市文联大院。

　　大院很深，我走了许久，才来到院子中心。院子里全是人，所有的眼睛全都喷火，像火焰喷射器；所有的嘴里都冒口号儿，像一门门迫击炮。人群中间站着一排人，一排受罪受苦的人。其中有个老头儿，微胖，也许是微肿，黄白的脸上全是虚汗，额头上流着血，眼镜后面是一对闭紧了的眼，只瞧见那肉眼泡儿一劲儿地打颤。人们说他是“反共老手”、“卖国文人”。不说你也知道，他是老舍。这是我头一回见到他。我过去非常喜欢他的文章，觉得他是幽默大师，是最能传出北京生活神韵的人物。

　　“你一贯反共，交代！”人们喊着。

　　他闭着眼摇摇头，无可奈何的样子。

　　“他写文章卖给美国，让他交代得了多少美元！”人们又喊。

　　他依旧闭着眼摇摇头，还叹了口气，好像是。他为谁叹气？为自己还是为别人？反正，他始终闭着眼，咬着牙。

　　突然，他被人踢倒，嘴啃泥趴在地上，一动不动。

　　人群哗地散开，又哗地围上去，把我挤到了前面。我的脚几乎碰到他的手。

　　“他装死。耍死狗！”人们喊着。

　　“痛打落水狗！老舍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人们叫着。

　　忽然，趴在地上一动不动的老舍，开始活动了。先是他的两只手慢慢地往回缩，缩到与肩膀差不多平行的地方，接着，他的头慢慢抬起来。猛然，他两手使劲一拄地，他抬起了上身，移动着双腿。我看出来，他的腿分明地有点毛病，不大利索。可这双有病的腿，一下子支撑起他的身体，他笔直地站起来了，把头昂得老高，紧闭着的眼，突然睁开，一道鲜血，蚯蚓似地从额头爬向眼角。原来，他的肉泡儿眼里，是一对聚光灯！他那眼里的光，是愤怒、刚强、自信、反抗？还有什么，我说不清，但那双眼，和那眼睛里的光，我至今不能忘。我知道了，人们的眼睛原来可以射出那样的光。他那目光扫射着人群，而且我觉得最后停在了我身上。他看着我，或许是我觉着他看着我，仿佛朝我交待着什么，询问似地盯着我。我不知道为什么，朝他点了一下儿头，或许是我自以为朝他点了一下儿头，而实际上没点。不过，我现在想起来，当时一定点了那么一下儿头。因为，他的眼里立刻有了宽慰的光，又在一霎间换成原先的光而瞅着别人。

　　我呆不下去了。我走出人群，茫然失神地走回我那每日“三省吾身”的小房间里。一路上，我都觉着脊背发热，那是老舍的眼睛瞧的。很像是聚光镜把阳光的焦点聚在我身上。

　　我现在知道了。那是老舍的灵魂向我交待，让我记住他的眼，眼里的光。然后，他才可以判定我是不是值得他的灵魂与我交谈。倘或我的表现极其糟糕，完全不能懂他的目光，他也就不必再显现灵魂于我。他挑选了我，在他生命的最后时辰。在那极为特殊的境地，老舍看到了我这个人心还没完全泯灭的人，把自己的心托咐给了我。这托咐是郑重的，是沉重的，因为我觉得老舍是在把自己整个儿地都交给了我。我这样一个普通人，无意中担起了这样一副担子，我就不能不自我刚强。我已对自己保证，要好好理解老舍，不要糟践了他那宝贵的一瞥。

　　回到我的小屋，我心神不宁，仿佛预感到有什么不幸或者灾难要降临。我在小屋里踱来踱去，每迈一下脚，就好像听见一声叹息。我试验着再迈一步，侧耳听听，还是闹不清那叹息声究竟在哪儿。但那叹息是那么真切，就在我头上、身前身后飘荡。这叹息促我踱行，又迫我止步。最后我明白了，那叹息是在我心里。那不是我一个人，而至少是老舍和我两个人的叹息。第二天，八月二十四日，“小将”们忽然把我拉出来，站在总编辑身边“陪斗”，还给我戴上了一顶用厕所里装便纸的纸篓糊成的高帽。有人在我耳边叫喊。喊什么，我没听清。有人打我，好像是。但我没有觉到疼。我心里乱，乱得厉害，一辈子没有那么乱过。像有十几只猫，用爪子挠我的心。“陪斗”礼成，我被送回小屋，勒令我写“认罪书”。我瞧着白纸像是瞧着云彩，眼前老是模模糊糊。身子发虚，脑子发空，空得想吐，却又什么也吐不出，只有汗毛孔尽情地往外冒汗珠。我不知我是怎么了，全身都难受，心里慌得邪性。我脑子里老有个声音在叨叨：“坏了，要出事儿。”“坏了，要出事儿。”出什么事？谁出事儿？我说不清。但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那不是说我自己。那时候，中学老师有被打死的，但我们那儿的“小将”，甭管怎么说，也十八岁以上，比那些十四五岁的孩子们懂事得多，还没有人往死里打我。我不是为自己害怕，可为谁在悬心，我又想不出。

　　二十四号一整天，外加一宿，我都神不守舍，汗出得像从水里捞上来。那天也闷热，好像要下雨，又下不起来，天似阴似不阴，阴阳怪气，总有石头堵着胸口似的。二十五号，怪了，心情忽地转好，仿佛来了个大解脱，我什么都不想，就像刚从一场甜睡里醒过来一样，看什么也不烦了。去打开水的路上，我还不知不觉地哼了几句歌儿：“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自然，招来“小将”一通骂：“闭嘴，这歌是你能唱的吗？”我居然没恼，没气，也没有灰溜溜。你说，这是为什么？二十五号下午，我听人说，太平湖里漂着个尸首，身边漂着写满了字的纸。尸首捞上来，有人从他的工作证上认出来，死者叫舒舍予。我听了一怔，立时懂了我那两天奇异的心理变化。哦，忘了告诉你，我们单位离太平湖不远，有人早晚跑步哇，打打拳呐，常上那地方去，僻静。所以，太平湖的消息，很快便传到我们这儿来。

　　晚上，下起了毛毛细雨。看管我们的人都回家为革命而吃饭了。我偷偷儿地溜出来，窜到太平湖西岸，去拜谒老舍的遗体。

　　天很黑。那块儿又没有路灯。湿漉漉的湖岸上，躺着老舍的遗体，不知谁给他盖上了一领破芦席。你想想吧，一个以他的文章震动了全世界的作家；一个那么热爱别人，又让别人热爱的好人；一个那么全心全意歌颂新社会，歌颂革命的大文学家；最后会躺在一领破席下，躺在生他养他的故土上，湿漉漉地告别人生。怎么想怎么让人透不过气来。四周静悄悄的，只有个老头儿——那时候儿我还不老，才四十七岁，跟你现在差不多吧？——蔫蔫儿地坐在老舍遗体身边儿抽烟，说是已经去通知他家属了。他们来到之前，他得守着，省得狼拉狗扯。听听，你听见这话鼻子不酸吗？当时，我想骂老头儿几句，可一想，他与老舍非亲非故，为这个又准挣不了钱，可他甘心守在那儿，看护老舍的遗体，这不是好人吗？简直是大好人呐。

　　老舍的尸体是什么样子，我不愿再说，有他亲人的文章在，你可以自己去读。我只说我同那老头儿的交谈，这可是从来没有披露过的材料，是绝对的秘密。

　　“您老高寿了？”我问那老头儿。

　　“还小呐，七十。”他说。

　　“您，跟他，”我指指老舍的尸体，“熟识？”

　　“这话得看怎么说。”老头儿划了根火柴，好像是点烟，实际上是瞅我，审查我，因为那洋火头儿差点儿燎着了我的眉毛。

　　他说：“瞅你呀，不大像犯疯病儿的人。甭打算瞒我，你眼下也挨着批呢，是吧？”

　　我只好点点头：“嗯嗯。”

　　“你跟他是朋友？”他问我。

　　“不是，可我看过他写的书，他写的戏，头天，还瞧见过他。”

　　“敬重他？”他又问。

　　我瞧瞧四外无人，又点点头。

　　他说：“这就是咧。我跟你一样。他写的《龙须沟》，我瞧过，在大戏园子里，坐的头几排，区政府给的票。他写的《茶馆》，我瞧过。这回坐得远了，楼上最后一排，儿子给奔的票，区政府不管了。那戏写得好哇！”

　　“怎么个好法儿？”我问他。

　　“不瞒您说，我是旗人，他是正红旗，我呢，正蓝旗。戏里头有两句话，我记在心里头啦。”

　　“哪两句？”

　　“头一句，‘旗人也是中国人’，太对了。第二句‘旗人当汉奸，罪加一等’。我要是死了，让儿子刻块碑，就刻上头一句，我是中国人呐！”

　　“您，您值得敬重。”我差点儿给他鞠躬。

　　老头儿吃惊地瞧瞧我，说：“嗯？您怎么跟他一样，也这么说？”

　　“那么说，您，您在他死前跟他说过话儿？”

　　“唉，怨我呀！”老头儿说，“虽说他昨天没跟我通名报姓，可我已经猜出他是谁了。我们说了半天话，我绕搭了他半天，到底让他说了点儿自个的事儿，我就全明白了。他心里头憋得慌。我劝他跟我回家，他不去。当初我要死乞白赖地拉他走，他不就不至于这会儿躺在这儿了吗？嗯？我混蛋呐！”

　　“您可别这么说，这不怨您。”

　　“怨谁？”

　　“怨，谁知道怨谁呀！”我说不清楚。

　　老头儿站起来，瞅瞅四周，压低了嗓子跟我说：

　　“趁这会儿没人，趁天黑下来，咱们祭奠祭奠他。”他话头儿一转，又冲我说，“小子，可先说下，你要是去打小报告儿，我也顶着。我从小儿拉车，后来种地打鱼，我可是劳动人民，你就是说出什么去，也定不了我反叛。”

　　“老爷子，您放心，我跟您想的一样。”我保证。

　　“好咧！”

　　老爷子说完，从怀里掏出个压扁了的纱布灯笼，从衣兜里掏出半截子蜡，点着，插进灯笼里的蜡座儿上，把灯举过头，在老舍的尸体上转了三圈儿，然后走到湖边儿，慢慢地摇着那灯，在细雨里，颤声儿叫着：

　　“老……老兄弟，走好，走好。你慢慢儿走，再瞧一眼咱老家，瞧一眼北京吧！”

　　我的泪，唰地一下子窜出眼窝儿，一条腿不由自主地跪下了。我双手举向天空，闭上眼，心里头跟着那老爷子呼喊。

　　那老爷子忽然骂起来，咬牙切齿，跺着脚骂：“老天爷，你这个王八蛋，你那眼是他妈的猪尿泡！你怎么净让好人不得好死啊！”

　　最后一句，简直像是哭嚎。喊完了，老爷子呆呆地站在湖边儿，任凉风细雨吹打着他。

　　他忽然走回来，朝老舍的尸首点点头，喃喃地说：“兄弟，我就有这么领破席头子，难为你了。枉死桥上，等着哥哥，我跟你手拉手儿地走。到了那边儿，我再瞧你编的戏吧！”

　　说完，一跺脚，连一句话儿也没跟我说，扭头儿走了。我，愣了，什么也说不出，只能木头一样儿地矗在那儿。

　　这时候儿，我听见背后有人叹气，我慢慢儿回过头来，看见一个穿着白衬衣儿，拄着拐棍儿的老人，朝老爷子走远的地方出神地瞧着。是他在叹气？

　　我咳嗽一声，那人回过头来。你猜是谁？是他，是老舍本人！……

　　（“不对！”我说，“您刚才说过是前几天您才见到他的灵魂的。”
“可我没说，在这之前没见过他呀！我没说只见过他一回呀！”老头儿说。
“您等等儿吧，我有点儿怕。”我说。）

　　你怕？有什么可怕？那是一个和气的、了不起的灵魂。也好，我瞧你在出汗，咱们先歇会儿，要不，上新街口饭店坐会儿，我慢慢儿给你说。